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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宏觀數據的持續“降溫”,讓市場普遍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凸顯表示擔憂。而作為國內證券研究領域的元老級人物,海通證券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對當前形勢的解讀則並不悲觀。

“只有GDP下去了,中國經濟才有希望。”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李迅雷表示,如果中國經濟繼續維持高位,那就會離金融危機越來越近了。在經濟下行的過程中,結構得以進行調整,泡沫可以隨之破滅,不失為一件好事。

《日報》:8月份的宏觀經濟數據似乎不盡如人意,很多人對此表示擔憂。談一下您對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看法和對未來的預測。

李迅雷:中國經濟基本上還是處在下行的過程中,並且遠未見底。整體來講今年增速預計在7.3%左右,明年會更低一些。有三個因素導致中國經濟可能要繼續往下走:第一是人口老齡化,第二是全社會的負債率比較重,需要去杠桿,投資就不可能有很好的增長。第三是中國技術進步在放緩。

但我並不感到悲觀,反而認為這是件好事情。中國經濟未來的支撐點應該是GDP增速6%左右。這是非常好的現象。在經濟下行的過程中,才能夠調結構,擠掉一些泡沫。經濟增速雖然放緩,但是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費增速會超過GDP的增速。

《日報》:您對於今明兩年的CPI和就業情況是如何判斷的?

李迅雷:CPI同比增速應該還是保持在低位,預計今明兩年大概在2%左右。就業壓力會有所增加,經濟增速下來肯定會對其產生影響,但不會太嚴重,中國勞動人口總數的減少,會降低新增就業人數的壓力,輕資本的第三產業比重上升,使得同樣的資本投入可以解決更多人的就業,故也會緩解就業的壓力。

《日報》:從今年上半年起,中國房地產市場開始顯著降溫,新建房屋銷售量以及庫存增量均大幅下降。這一輪比外界預期更為猛烈的衰退是否會持續下去,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是否正在崩潰?政府的出手是否可以改變這一趨勢?

李迅雷:房地產可能是引發中國出現一輪金融危機最大因素,如果沒有有效的辦法來降低企業的負債率,則發生的時點可能在2017年左右,這背後的邏輯是,中國的建築周期(也稱庫茨涅茲周期)早在2010年就已經出現向下拐點,目前繼續處於下行中,或將一直延續到2017、2018年甚至到2020年,這對於房地產、汽車這兩大在過去10多年中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行業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

政府肯定會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這跟當初美國的情況比較像。美國在2000年也出現了建築周期的向下拐點,結果政府也采取了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最終由於沒有有效去杠桿,還是導致了次貸危機的發生。對於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問題,政府會采取一些動作,如第一步是逐步取消限購,第二步是降低貸款利率,第三步是降低首套房按揭首付比率,第四是給沒有房的人提供優惠貸款。待這些動作都做完以後,房價會繼續下跌。這就需要進一步降低利率,否則,就有可能出現日本上世紀90年發生的房地產泡沫破滅,到那時,居民的按揭貸款從目前的最優質資產變成最危險資產。因此,未來中國經濟能否避免金融危機,關鍵要看中國企業在去杠桿的過程中,企業融資成本能否有效下降。去不了杠桿,則觸發的危機如08年的美國;降不了利率,則發生的危機如90年代日本。

每輪經濟長周期都會有這樣一個危機過程發生,難有有效的辦法可以避免。歷史經驗表明,資產價格的波動時最難控制的,就像股市下跌,政府沒有辦法拯救,股市上漲,政府也沒有辦法阻止。過去13年,中國房價一直在上漲,政府采取了很多辦法都無效。同樣的,當房價下跌的時候,政府同樣難以阻止。不過,在企業去杠桿的同時,政府加杠桿應該是可行之舉,結合國企改革、股權轉讓等來共同推進,畢竟中國的政府資源是歐美日都望塵莫及的。當然,政府加杠桿必須提高透明度,否則效率會大大降低。

《日報》:怎麽評價今年央行出臺的定向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李迅雷:定向寬松,這是無奈之舉,部分替代了財政政策。因為貨幣政策通常是總量政策,結構性政策通常是由財政政策來做的。現在貨幣政策來做定向的結構性政策,部分取代財政政策,從長期來講是不可持續的。

但央行這麽做沒有錯,完全是正確的,只是貨幣政策在經濟下行的過程中,其作用不如財政政策。畢竟市場是由“看不見的手”來調節的,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上行,現在應該到了下行的時候,政策只能夠平滑下行的曲線,並不能改變下行的勢頭。

《日報》:您對於今年的各項金融改革進展有何評價?在你看來,在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存款保險制度、放開資本管制等方面有沒有取得一些實質性的突破?

李迅雷:金融改革一直是政府力推的,但必須跟行政體制改革、財稅改革、國企改革、社會改革等相配合,才能取得成功。三中全會提出,要全面而深化地改革,單一的金融改革肯定是要失敗的。

總體來講,今年金融改革的亮點不多。像大家比較關註的一些金融改革,比如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在短期內肯定完不成,存款保險制度說了很久,但到現在為止也還沒有推。上海自貿區里面的放松管制,也並不等於資本賬戶的開放,自貿區內的利率市場化的實驗進展緩慢。另外一方面,跟金融改制相關的負面清單進展也不大。

我覺得還是要像克強總理說的,減少審批,提倡負面清單,行政體制改革勢在必行,如果不精簡人員,這些人都坐在審批的口子上,負面清單的落實就非常困難。

《日報》:我註意到您最近在談到A股市場當前走勢時,提出了“結構型牛市初期”的判斷,具體怎麽理解?

李迅雷:利率對證券市場影響非常大。長期來看中國的利率水平是往下行,對股市構成利好,但同時中國企業的整體盈利增速也將下降。這樣看來,銀行、地產、汽車以及鋼鐵、有色、石油石化、煤炭、水泥等傳統的周期性行業的盈利增長就會下來,從而抵消了利率下降對估值水平的提升作用。因此,在投資上應該選擇高成長板塊。而結構性牛市跟中國經濟正在進行的結構轉型有關。我們看好的是新興+轉軌的行業,創業板、中小板已經走了兩年的牛市,反映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傳統產業雖然估值較為便宜,但如果不轉型,今後仍沒有太大的盈利增長空間。但上證綜指是周期性行占大權重的指數,並不能反映中國經濟的轉型,其權重主要還是在銀行、房地產等傳統行業,傳統產業改革如果不推進,指數很難有一個很好的表現。

《日報》:即將開閘的滬港通所帶來的外資流入會不會對銀行等大盤藍籌股有比較大的提振?

李迅雷:不會的。現在所謂的藍籌,將來就不是藍籌了。比如說銀行股的價格很便宜,如果是藍籌,為什麽沒有人去追捧呢。即便外資看好也是沒有用的,因為它改變不了中國投資者的整體投資理念。雙方對於大盤股的估值價差會有所縮小,但還是永遠存在的。主要是因為國外投資者拿的資金成本很低,對股息率很敏感。國內投資者的資金成本很高,對股息率不敏感。其次,主要還是看投資前景。現在銀行在整個中國經濟中盈利占比已經過高,未來肯定會有所下降,新興產業的盈利占比要提升。這樣看來,銀行是屬於風險越來越大的行業。第三,中國股市還是屬於新興市場,投機性較強,而這一特性,沒有再發展20-30年是不能扭轉的。

《日報》:從資金面的角度來說,滬港通會不會對A股整體走勢構成利好?

李迅雷:我覺得也是有限的。因為整個中國經濟從過去的投資拉動型向消費拉動型轉變,經濟增速在下行,投資高收益時代已經過去,滬港通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境外投資者對中國的投資興趣。

如果A股對理性的境外機構投資者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話,那麽,為什麽中國的養老金不進來,為什麽保險公司都沒有顯著提高權益類投資比例,按道理現在保險的持股比例可以達到30%,現在只有10%左右。為何迄今為止市場擴容對投資者構成較大利空?既然大家都認為外資會通過滬港通大舉進入,為什麽哪些相對於H股折價的大市值股票總是漲不起來,而大小投資者也不趁機抄底呢?所以,這些邏輯中都隱含了滬港通不會對A股有較大提振。

《日報》:對於10月份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您有什麽期許?

李迅雷:我個人最關註的還是加強法制建設,這對完善中國的國家治理、推進改革,給社會營造比較好的法制環境,都是非常有利的。我也發現,我們這屆政府對於社會經濟的根本問題看得非常透徹,而且,學習能力非常強,對現實問題的認識隨著時間的推移也越來越清醒了,因此,我對中國未來還是比較充滿信心。

(李迅雷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