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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健康全國摸家底 (何籽/圖)

早在2011年,涉及超20省份的環境健康調查已在全國鋪開,目前已完成第一期項目,但結論並未向公眾透露。

“有一些事情,在沒有調查清楚之前,科學家都講不清楚,沒必要給公眾造成恐慌。”

中國是否存在環境公害病?官方的數據是什麽?

2011年,原衛生部(即現國家衛計委)和環保部聯合啟動的“全國重點地區環境與健康專項調查”正為回答這些問題。

調查涉及全國超過20個省份,環境調查覆蓋約300平方公里,健康調查覆蓋600萬人口,受調查人口達到2萬人以上,迄今已完成8個試點調查和25個預調查點的考察。

多位項目組成員表示,這項行政協調上跨部門,技術上跨領域,在實施過程涉及中央和地方合作的調查為“保密項目”。

網絡傳言的導火索

調查的導火索源於2009年網絡上流傳的“中國癌癥村地圖”,42個地點醒目地綴在中國地圖上,投下汙染致病陰影。據當時媒體報道,這只是全國百處致癌危地的一小部分。

此後,環保和衛生兩部門醞釀啟動“全國重點地區環境與健康專項調查”。

“群眾反映這里是癌癥村,那里也是。而這個項目就找到證據。”環保部華南環科所為技術牽頭單位,作為前總體技術組組長,華南所副所長許振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項目鎖定的重點地區,正是媒體報道的熱點。

結合以往的環境資料及媒體報道,根據有明確汙染物、汙染事實,對人群健康影響較典型的篩選標準,首期確定了8個試點調查點位。

在各地的相關單位官方網站上,可以查閱到試點調查啟動等消息。

2011年,8個試點調查正式推進。

調查第一要務是尋找公害病。上述試點人群位於“受害的最前線”,建立“環境-健康”關系也相對容易。

一期項目結束後,許振成得出了3個結論。第一,環境健康影響沒有預期那麽嚴重,基本沒有找到公害病案例;第二,我國汙染防治和健康防護已有重大進步;第三,我們還有未認識到的問題,例如小孩子吃土是一種很高的暴露途徑。

“8個試點中,只有鎘汙染區發現人群的腎功能指標改變較大,其余點位的人群健康指標改變均不明顯。而要證明兩者的關聯性,還需先排除其他可能因素的影響,比如吸煙。”參與調查的項目組專家說,“後續還需要一套嚴謹、長期的監測體系。”

沒有發現病例,許振成總結出了三點原因,廠關了、人搬了以及暴露被轉移擴散到多個人群中,沒有集中到一個人群上。

但是,沒有找到並不意味著沒有。“我認為肯定有。現在我們環境健康調查的任務,還要去找。”許振成說。

2012年,調查進一步擴大點位,在全國四百多個點位中選出25個預調查點,這些點位包括貴州省清鎮市、山東齊魯制藥有限公司董家基地、海南金海漿紙等地區及企業。

最終哪些點位會進入正式調查,“還沒有拍板。”專家組成員、北京師範大學環境學院副教授程紅光說。

建方法,摸家底

城市居民和農民的健康都會受到環境汙染的影響,許振成將之分為兩類:大範圍低濃度長期暴露以及小區域高濃度暴露,即“準職業暴露”。

前者如北京人常年生活在灰霾中;後者則指生活周邊存在一個職業場所類似的環境汙染物:化工廠、礦山,這里生活的人群會產生類似職業病癥狀,例如鎘中毒、砷中毒。

二者的健康都受到怎樣的影響,如何防範?環保部“十二五”環境與健康工作規劃稱:我國自1990年代以來,未再開展全國性或區域大規模環境與健康調查工作。

因此,調查的第二要務則是建立環境健康的調查方法,獲取關鍵性基礎數據。

“以前大家對環境健康該怎麽調查,怎麽確定都沒概念。”許振成說。他常常拿臭味舉例:垃圾場臭到無法忍耐,但臭只是主觀指標,正如榴蓮。而硫化氫就是客觀指標。但硫化氫如何損害身體,仍需要一系列科學證明。

汙染物如何從環境影響到人?調查組首先要找到特征汙染物。對於河南濟源鉛汙染區和江西大余鎘重汙染區,特征汙染物就是鉛或鎘,很好識別。而對於有機汙染物而言,找到特征汙染物並非那麽容易。

浙江臺州電子垃圾拆解區,三十多年夾雜了多類別汙染物,監測難度很大。

自2011年起,一名課題組成員前後二十余次來到臺州,項目組首要任務是識別出特征汙染物。最終,臺州的結果發現,重金屬汙染物中,土壤中的鎘和鉛含量偏高;有機汙染物中,多氯聯苯和多溴聯苯偏高。

“項目涉密,不便透露”

不過,在環境健康成為熱門話題之際,這項大規模調查卻罕見媒體報道,僅僅有零散的當地政府接待課題組的消息。

南方周末記者試圖采訪17個案例地,均不能獲得相關回複。

其中,江西、山東等地表示項目涉密,不便透露。“這個項目已經和環保部簽訂保密協議,我們不能透露具體信息。在大余的調查已經完成,成果已上交環保部,你可以去問他們。” 江西環保廳科技處一名工作人員說。

作為項目的技術牽頭單位,環保部華南環境科學研究所6位參與項目的專家幾乎以同樣的理由回絕了采訪:有保密協議。其中有人直言:“我也覺得沒什麽敏感的,但是因為簽了保密協議,必須遵守。”

“有一些事情,在沒有調查清楚之前,科學家都講不清楚,沒必要給公眾造成恐慌。”許振成如此解釋。

有的當地政府怕被說是環境風險高發地,對於調查也很謹慎,甚至抵制。據上述項目組專家介紹,同為電子垃圾拆解地廣東貴嶼,由於地方政府的不太配合,當地的調查沒有啟動。

在貴嶼電子垃圾拆解業從街頭作坊進入工業園區後,一位在當地做了多年研究的公共衛生專家計劃對工人的健康狀況進行評估——科學管理後,健康狀況是否會改善?雖然園區也很配合,但她一直未找到研究經費。

“雖然保密,但我們還是要盡可能透露一點健康損害的情況。”上述項目組專家說。

他想起湖南平江的案例,當地百姓反對燃煤電廠,縣委書記因為群眾的遊行而引咎辭職了。“百姓的擔憂可以理解,需要去說明的是實際情況究竟是怎樣的。燃煤電廠確實會有汙染,但是采取一定的防範措施,它對人體健康的損害是可以避免的。”

許振成也覺得雖有一些指標無法解答,但這不是那麽恐慌的事情。環境健康的研究,正需要公眾的配合。

北京的灰霾中,最敏感的人群是誰?最影響健康的汙染物是什麽?在二期工程中,許振成希望通過候鳥人群——“遷徙”於北京和海南的人群,來開展研究。

而媒體報道出的案例,也會給調查提供新的線索。

跨界合作的困難

這項調查在推進過程中也遇到了困難。

調查原計劃在“十二五”期間完成,但“考慮到複雜程度和技術難度,以及社會敏感性,可能還要再推遲一到兩年。”上述項目組專家解釋。

兩個部委的合作就增加了難度。“工作做到一半兒,衛計委和原衛生部合並,機構調整,很多原來管這個的人就換人了,很多東西需要再協調溝通,接手這個東西還需要時間。”程紅光說。

實際上,環保部和原衛生部的合作從2007年就已開始。當時兩部委聯合16個部委局制定並頒布了《國家環境與健康行動計劃(2007-2015)》。這被視為指導國家環境與健康工作科學開展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為推進《行動計劃》實施,一個國家環境與健康專家咨詢委員會隨之成立。

但據多位委員透露,開過兩次會後,再也沒有接到《計劃》的咨詢,兩個部委輪流舉辦的會議也中斷了。

和基層政府的對接也存在技術上的困難。“環境健康綜合監測到目前為止還是新生事物,以前我們國家沒有成熟的點位,檢測對技術人員要求較高。”上述項目組專家說。

在湖南省石門縣環保局副局長溫林波的印象中,環境健康應該是原衛生部門的工作。雖然在環保部科技標準司下設了環境健康處,但在基層都沒有對接的人員。關於環境健康,當地的工作都交給了宣教處:搞搞宣傳,例如騎單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