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yicai.com/news/2010/05/350340.html

无论具体原因如何,富士康都到了必须自我反思的地步。那么多年轻生命接连消失,已在产业界乃至整个社会公众心理 层面投下沉重阴影。
但截至目前,富士康方面并没将亡羊补牢的措施推进更多。目前其标准说法是,公司管理出现了漏洞,少数员工产生精神危机,并宣称公司已制止了20起自 杀举动。

笔者相信,这一沉重的心理阴影,可能将成为富士康以及它所代表的产业发展模式的转折点,并波及中国制造业。

当员工成为一段指令符号

员工接连自杀,富士康无法回避自己的企业文化特质缺憾。那就是,在这个庞大如中小城市的企业以及它的员工,有着涂尔干《自杀论》中描述的孤立特征。 涂尔干如此说,个体社会关系越是孤立、疏离,人就越容易自杀。

富士康表面不像是封闭的企业。早在几年前,它便挂牌香港成了公众公司。而它借代工模式,也与全球众多IT品牌巨头建立了合作关系。

而恰恰是代工模式促成了富士康的封闭性。它最早做黑白电视机按钮,如今已成高度垂直一体的企业恐龙。垂直一体的好处是,可以提供一条龙代工服务,效 率更高。而追求效率的动力,最后将一切资源都捆绑在商业流程中,在庞大的生产车间,员工只是封闭、孤立自足体中的一个微型元器件,一段指令符号。

或者说,员工必须成为机器,即便在车间之外。2007年3月,笔者参加了富士康昆山分公司举行的一场活动。现场整体方阵、各色旗帜、淹没一切的教徒 一般的“我爱你,郭爸爸”的口号,将一种个人崇拜情绪渲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那一刹那笔者注意到,不少员工的脸上,并没那种发自内心的情感,他们的动作 僵化、口号生硬。富士康将他们塑造成了缺乏情感但却高度服从的指令符号。

几年前,笔者老家的一个女孩就曾在富士康的代工对手中工作几年,每次去看她,很少能真切感受到被流水线捆绑的员工们的自由心声。为了生存,他们需要 忍受沉重、苛刻的加班制度,更多时候牺牲着个人尊严,甚至难以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代工工厂的员工生存状态很多时候被描述成:上班、下班、睡觉,然后接着上班、下班、睡觉。

笔者眼前闪过第七个跳楼自杀的卢新。这个湘潭大学的学生,加入富士康前,阳光开朗,唱歌很有功底,曾参加过湖南卫视“快乐男声”大赛,颇受好评。在 富士康入职新人才艺大赛中还获得二等奖。但他的朋友说,加入富士康后,几乎难见他有笑容,常常精神恍惚。

在公开披露的几名自杀员工信息中,几乎无一例外提到,死前一段时间,他们焦虑,精神恍惚,处于崩溃边缘。

富士康这种文化氛围,也许并非是直接导致员工自杀的原因,但它肯定是促使他们心里焦虑、心灵孤立的触媒之一。

追逐低成本而居

富士康方面坦承,公司管理确实出现漏洞,不过,这两天,它开始将原因归于员工的精神危机,似乎意欲将原因全部归于社会层面。

但外部社会原因不是一个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富士康认为的精神危机,从它的发展模式里,或可以管窥一二。

笔者认为,富士康虽名列全球代工业第一,但文化及商业模式上至今仍然带有非常原始、粗放的特征,在企业面,它导致了人文精神的缺失。

在富士康母公司鸿海企业传记《虎与狐》中,郭台铭被称为“代工业的成吉思汗”。笔者认为,这称号不但说出鸿海商业模式特点,更是直指其备受争议的企 业文化特质。

鸿海的制造业布局早已覆盖“金砖四国”,并在北美、澳大利亚、东欧拥有多处生产基地,且目前正借收购快速扩张。从空间来看,这个商业帝国远比元帝国 更有气势。后者只是“一元三汗国”,跨越两个大洲,而郭台铭已是四大洲。

这个商业帝国与元帝国的发展模式之间,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一是追求规模化效应。元帝国是一个马上王朝,它的骑兵,就像冷兵器时代的导弹,纵横天下,短短几年,掠遍了亚欧繁华;而鸿海集团30年来给人的最大 观感即是,借助垂直整合策略,不断地将商业模式复制到全球各地。截至目前,仅在大陆,富士康便有近60万名员工、土地几万亩、十多座工厂。以致郭台铭被称 为大陆“富士康市市长”,不是没有理由。

二是低成本策略。元帝国的缔造者属于马上民族,它的绝对兵力并不多,历史上的征服战争中,它们很少携带大量辎重,而习惯于就地征集筹措,长途奔袭, 一举征服。此外,它也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驻军占领。

鸿海帝国的低成本策略不比元帝国差。它在全球各地的布局,既是追逐客户,也是逐成本而居。比如,5年来,它在太原、山东、河北、湖北、重庆等地快速 设厂,充分利用当地人力及土地资源,动辄拿地几千亩。这是外部的布局成本驱动,而在内部成本控制上,郭台铭已到苛刻地步。

但这种逐成本、客户而居的生产,对于征服过的区域来说,难有泽被后世的产业价值。举例来说,封闭的富士康为深圳贡献了近20%的GDP,假如未来全 部迁移走,能为这座城市留下什么?血汗工厂的指责、自杀工厂吗?

笔者认为,成吉思汗在文化上的贡献,远低于他在军事上的雄才大略之影响,郭台铭也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富士康的发展模式,建立在牺牲 文化价值的基础之上,透支着一个区域经济振兴的深层土壤。

这一点,同样经历过代工模式的明基董事长李焜耀感觉非常难受。他说,过去30年,为了代工产业繁荣,很多人付出“家庭、健康的代价”,为台湾社会带 来不良示范的价值观。他认为,台湾目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因为全球化时代,速度筹码越来越低,而且,过去多年,台湾很多筹码都是押在“大陆4000万员 工”身上,这都需要检讨。

事实上,富士康的运营几年来早有转型动作。但是,这一转型将持续很长时期,其间必将在各个方面产生阵痛。在利润面前,富士康员工精神文化的部分、人 性的部分,缺乏真正的土壤,那些普通员工缺少心灵的寄托。

这也许正是中国过去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之一。约瑟夫·泰恩特在《复杂社会的崩溃》中说,当一个社区、经济体步入繁盛期后,构成整体文明的各种要素 的关系、边际回报会呈现递减趋势,尤其是族群心理、文化精神上上,将呈现内耗、递减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