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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9月22 日抵達美國,展開對美國的首次國事訪問。 (CFP/圖)

作為一名四赴聯合國總部任職的資深外交官,陳健認為,從總體上看,過去中國在聯合國的外交還是應對型的。這兩年,中國外交的主動性、進取性、開拓性是前所未有的。

1949年以來,共有8位中國外交官被任命為聯合國副秘書長,上海人陳健是其中之一。

1972年,30歲的陳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恢複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後首批派駐聯合國的外交官。此後,他四赴聯合國總部任職,見證了聯合國與中國從排斥、磨合到合作、共生的全過程。

在聯合國大會現場,他曾聽到鄧小平關於“三個世界”的演講,在人群中和人們一起拍紅了手掌;在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任上,他曾隨江澤民訪問聯合國;2005年胡錦濤訪問聯合國時,他更以聯合國副秘書長的身份站在秘書長安南身邊,歡迎中國國家主席的到訪。

彈指一揮間,43年過去。2015年9月26日至28日,習近平作為中國國家主席首訪聯合國總部。此時,73歲的陳健將坐在距離紐約聯合國總部一萬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北京家中,通過電視機,觀看中國國家元首在聯大上的演講。

初遇聯合國

“感覺是到了一個敵情國家”

南方周末:1974年鄧小平到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演講,是中國恢複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後,中國領導人在聯合國首次亮相。那次演講給你怎樣的印象?

陳健:鄧小平講話的時候,我在場。那次講話在聯合國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演講結束後,人們起立並且長時間鼓掌。在鄧小平的那次演講中,毛澤東提出的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第一次在聯合國大會上被闡述。在會上,鄧小平還強調,中國永遠不做超級大國。這兩點加在一起,是很令人震撼的。

南方周末:中國恢複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第二年,你就到紐約聯合國總部工作了。對你個人來講,當時撲面而來的是新信息和不同觀念吧?

陳健:我接收的是兩方面的信息。一個是聯合國的,一個是來自紐約的,因為我畢竟是在美國工作。當時,中美還沒有建交,我們甚至為了安全,規定外出必須兩人同行,夫人不算。

這樣規定一方面是怕美國策反,另一方面是提防敵對勢力。因為此前第一批去的代表團成員中,就有一個公務員在羅斯福飯店喝了投放過尼古丁的水,被毒死了。

南方周末:也就是說,中國代表團第一次去聯合國時還是一種去鬥爭的心態。

陳健:那時的感覺是到了一個敵情國家。我們剛去時,對聯合國的認識還有一個過程。不過,雖然我們不太了解聯合國,但聯合國也不了解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中國和聯合國相互了解、磨合的過程。

當然,這也是我們進去以後,磨合了一段時間才了解到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自信不斷增強。

南方周末:在你看來,當時中國和聯合國有哪些需要互相了解、磨合的地方?

陳健:當時中國嚴格遵循不幹涉別國內政的原則。我們對在聯合國名義下幹涉別國的事情,持保留或者反對態度。

另外,當時中國還比較封閉,和外部世界沒有太多經濟聯系,也沒接受外援,因此對聯合國大多數經濟方面的問題,我們的態度是比較超脫的。這個時候,中國就發明了一個投票方式,叫做“不參加投票”,用來表示我們超脫的態度。

聯合國的“中國態度”

從超脫到全面發揮作用

南方周末:此前中國領導人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講,你都現場參加了。在你看來,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在聯大上的講話,風格有怎樣的變化?

陳健:中國領導人講話,個人風格不是主要的,它反映的是一屆領導人的集體風格。鄧小平那個時候講的,實際上是毛澤東的思想。

江澤民和胡錦濤基本上延續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思想。他們的講話是比較平和的。

南方周末:這種韜光養晦的風格,是不是和當時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或在聯合國所起的作用)一致?

陳健:是的,我認為中國在聯合國的態度,簡言之就是:70年代超脫,80年代起逐步全面參與,90年代起同時作為發展中國家和大國全面發揮作用。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外交政策經歷了一次重大的調整——為了服務於改革開放,我們奉行全面開放的政策。那時,中國對發展中國家已經開放了,全面開放的意思就是要“對西方開放”,從原來的反霸統一戰線轉變為全面開放。

而聯合國在八十年代的風格,也從對抗和鬥爭轉向了對話和談判。因此,我們在聯合國里的角色也發生轉變,從原來和77國集團一起與西方戰鬥的鬥士,變成找到雙方利益共同點,推動南北對話的橋梁。

南方周末:江澤民在1995年聯合國成立50周年特別紀念會議的講話中說,維和行動必須嚴格遵循聯合國憲章,不能變相幹預內政,更不能卷入沖突。這是不是對聯合國行動在態度上的一種改變?

陳健:這是一個改變。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到90年代初,中國開始不再把聯合國看成只是一個講堂,而是全面參加它的活動:一是接受聯合國援助,另一個就是參加維和。

其實,這就突破了剛進入聯合國時我們奉行的兩句話“自力更生”和“在海外沒有一兵一卒”。

到上世紀90年代後期,中國在聯合國又經歷了一次角色的轉換,開始扮演雙重角色,一方面繼續按照原來定位,在聯合國大會扮演發展中國家角色,另一方面我們也參加五常磋商(由中國倡導的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首腦會議),開始扮演大國角色。

南方周末:2005年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講話時,你作為聯合國副秘書長,就坐在主席臺上。在此期間,你負責哪些工作?

陳健:我分管的是大會事務。我作為分管大會事務部的副秘書長負責排發言順序。

聯合國開會有一個問題,10點鐘開始開會,但一般11點人才能全到齊。中國代表團最好不要被排在第一個發言,當然也不能是最後一個,因為那個時候人就開始陸續離開了。中國當時拿到的就是最好的時間。

習近平將談什麽

在“增信釋疑”中強調平衡

南方周末:9月26到28日,習近平作為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訪問聯合國。中國外長王毅在第十四屆“藍廳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時說,習近平這次出訪的主要目的是“增信釋疑”。在你看來,聯合國對中國的“疑”主要在哪兒,習近平將如何“釋疑”?

陳健:聯合國對中國有兩方面的期待,一方面,雖然我們說自己是發展中國家,但聯合國大多數成員國認為,中國已經是第二大經濟體,希望我們能為聯合國做更多的貢獻。

我相信,習近平會講一講中國準備為世界做更多貢獻,但同時也會強調我們是發展中國家,這個貢獻的性質是作為發展中國家來做的,不是作為發達國家做。

另一方面,聯合國一些成員國對中國的迅速崛起有疑慮。那麽,在這方面習主席應該會強調,在世界秩序中,中國是參與者和改造者,而不是要打破秩序。二戰後確立的世界秩序是應該被維護,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應該改進它。

南方周末:你從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到21世紀都在聯合國工作。在你看來,在不同歷史時期,聯合國對中國的“疑”起了什麽樣的變化?

陳健:當然有變化,過去的“疑”主要在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方面,覺得中國的意識形態不一樣,社會制度不一樣,擔心我們會不會影響其他國家。現在的“疑”主要是實力方面。

聯合國逐漸明白,中國無意輸出意識形態,中國對國際環境的影響主要是實力的變化。

南方周末:中國外長王毅在媒體吹風會上還說,習近平這次去聯合國是要闡述一種新型的國際關系理念。你認為,現在習近平會怎麽闡述呢?

陳健:我認為,我們會說,中國不稱霸,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不搞勢力範圍,不侵略其他國家,不把中國自己遭受的痛苦加給其他國家。以此消除一些國家對我們的疑慮。

南方周末:這種重新闡述在消除疑慮方面可能有何種效果?

陳健:最高領導人做出的承諾有相當分量,當然最後要看我們的行動。一方面,中國要能夠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同時,也盡可能避免跟其他國家不必要的爭端。不過,必要的事情我們該做的,還得要做。

習近平時代

向主動融入聯合國轉變

南方周末:作為資深外交官,對於習近平在聯大的講話,你最關註的是什麽?

陳健:如果從聯合國的角度看,我最關註的是中國會提出什麽新主張。

從總體上看,過去中國在聯合國的外交還是應對型的,就是別的國家提出議程、項目或者決議,我們權衡利弊之後,決定怎麽應對。不過,這兩年從亞信、APEC開始,中國外交的主動性、進取性、開拓性是前所未有的。盡管到目前為止,這種主動性、開拓性、進取性主要表現在中國影響的所及地方。

從我個人的觀點來看,習近平出席聯合國成立70周年峰會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看中國有沒有可能在聯合國往前走一步。

南方周末:據你了解,對於中國在聯合國能夠起到的作用,聯合國內部有什麽期待?

陳健:主要是有兩個期待:第一個期待中國對聯合國發展遠東方面給予更多的支持。第二個期待中國更多地支持聯合國維和行動。

南方周末:綜觀中國和聯合國“相處”的44年,雙方有沒有對各自固有的東西產生影響?

陳健:中國和聯合國在理念上面是互相影響,或者說是互相采納的。例如,歷屆中國領導人講話中,都有觀念被聯合國采納,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三個世界”的觀點被廣泛運用。

而中國從聯合國吸收的新概念中,比較突出的是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我記得1972年我去參加聯合國世界環境大會,中國代表團的團長是燃化部部長。而燃化部主管石油、煤炭產業——這些都是汙染大戶。由這個部的部長當團長,說明當時國內沒有一個拿得出手的環保方面的人才,也沒有環境這個概念。

南方周末:對於現在中國和聯合國的關系,你最大的期許是什麽?

陳健:我認為,現階段中國對聯合國的參與還處在應對的階段,雖然是積極應對、靈活應對,但畢竟還是應對,還不能主動融入聯合國。

隨著融入國際社會,中國已經開始變成一個在海外有實際利益的國家,需要通過外交保護在海外的經濟利益和相關人員的人身安全。提供保護的手段是多樣的,但聯合國這個合法的平臺,不失為一項好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