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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春/圖)

既然沒有完善的他律制度,人類所有制度難題的解決都最終歸結為超越的維度。這在西方,有基督教;在中國,就是儒家與道家傳統的部分內容。

我不再想重述別人的理論

大概是2008年,我在山東大學講授“制度經濟學概論”已經有七八年了,不再想重述別人的理論。於是開了一門叫作“對儒學的經濟學解釋”的課。這時我對儒家的思考和討論已經歷了約二十年的時間。回想起我最初對中國傳統文獻的認真閱讀,還是在1987年第一次訪問美國之後。這其實並不奇怪。一個人的文化意識往往是在異文化環境中才真正能夠覺醒。在此前,我總以為我是一個世界公民。

首先讓我註意的,是中國文化傳統,主要是儒家和道家,與西方文化傳統的相近之處。這是因為,在那樣的年代中,我們總是被教導說,中國與西方有多麽的不同。當然,由於我的學術背景,我對西方的理解主要是經濟學角度的。我曾在多個場合說過,首先讓我震驚的,是中國傳統與經濟自由主義的高度相似。只是中國文字的表述可能更為簡練和透徹。如斯密所謂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卻不知不覺中“促進社會的利益”的“看不見的手”,與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相比,前者似乎還有“手”,而後者已無“口”。當時我對儒家與經濟自由主義的比較,主要反映在我於1993年發表的“中國先秦哲學和現代制度主義”一文中。

二十多年的時間,我對中國文獻,主要是儒家文獻的關註,隨著我的興趣漫遊。1995年以後的幾年間,我對國際問題比較感興趣,認為如果不改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國際規則,人類就會走向毀滅。於是寫過“什麽是文明”,“從民族主義到天下主義”等文章。為了尋找出路,我挖掘了儒家的天下主義思想資源;也註意到,漢以後的中國,既不是以民族國家的形式存在,也不是以帝國的形式存在。而西方世界一直在這兩種形式間搖擺。我與宇燕的對話集《舊邦新命》和與蔣慶的對話集《以善致善》用更多的語言討論了這個問題,主旨就是我為《以善致善》作序的題目,“在儒學中發現永久和平之道”。

我對政治制度的關註主要是對制度經濟學研究的擴展。哈耶克討論了法治和憲法,諾思討論了政府,奧爾森討論了代議制和利益集團,布坎南討論了公共選擇和憲政,阿羅討論了投票。在他們的分析中,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有問題的,而他們的研究又構成了改進的要素。但這些問題也可能是西方之藥無法醫治的。例如,發現民主有投票悖論和多數人暴政問題,就想用法治來制約,但司法機關也是凡人組成的,不見得會公正裁決,於是就想到憲法制約。但歸根結底,法治或憲政仍是由人來操作,即rule of law by men,於是結論是,沒有完善的他律制度。在這時,強調道德基礎的中國的政治思想資源也許就與西方政治資源形成互補。這方面,蔣慶、夏勇和何懷宏等都有些討論,給我以啟發。

我的解釋結構

既然沒有完善的他律制度,人類所有制度難題的解決都最終歸結為超越的維度。這在西方,有基督教;在中國,就是儒家與道家傳統的部分內容。因而,如果只把政治看成是世俗之事,就是錯的。現實中成功的政治結構大多建立在宗教基礎之上。如美國的憲政結構就是建立在基督新教的基礎之上的。

大多數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不理解,這是因為他們從小就受的教育。而在儒家傳統中,既有世俗部分也有形而上的部分。如既講“格物致知”,也講“正心誠意”。這代表了兩種精神活動。一種是經驗的,形而下的,眼見為實的;一種是超驗的,形而上的,頓悟的。現代中國人普遍對後一種精神活動比較漠然。他們盡管可以把握西方的理性主義傳統,卻與宗教格格不入。而儒家的“上帝”,“天”和“道”的概念,則可能是一個中國人通向形而上維度的恰當路徑。

談到自律,就意味著違反趨利避害的規則。這只有在文化傳統的籠罩下,通過自身努力來達到。所以儒家強調修身。雖然“看不見的手”很管用,但也有管不著的地方。這就是市場失靈,以至個人主義失靈的地方。現代經濟學研究,如桑塔費學派的研究證明,一個社會如果只有自利的人,終將會崩潰。因而證明了需要精英。這與儒家的君子之說頗為相近。因為社會有公共領域,在這里個人主義的成本收益計算會失效,擔任公職的人如果沒有公共視野和對自己的約束,也不會有完善的他律約束。所以要由君子或精英來從事公共事務,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不是生就的。所以要修身。

最後,我又關註到家庭。這是一個人類最古老也最有效的制度,而在近代以來被忽略了。當我們把家庭作為單位進行分析時,我們發現與以個人為單位很不相同。這就是,第一,家庭的壽命在理論上是無限的,而個人是有限的;第二,家庭中的個人之間不是互相獨立的,而作為個人的個人卻被假定是互相獨立的。一旦明白這一區別,也就明白了儒家對家庭的看法。這就是我在2008年寫作“論家庭主義”的背景。《孝經》顯然是在借用家庭壽命無限的特質,凸顯道德原則的有利之處,從而增強了對世俗君王與貴族的說服力;孟子所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也就是一個從家庭角度看的福利最大化判斷。

回頭看一看《大學》,把儒家的學問總結為“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對儒學的漫遊基本涵蓋了這幾個方面。於是,我的講學結構也就形成了,這就是:

第一講,正心誠意和格物致知:認識論和宇宙觀

第二講,修身:文化精英的意義及形成

第三講,齊家:家庭主義

第四講,治國(一):憲政與政治結構

第五講,治國(二):經濟制度與政策

第六講,平天下:從民族主義到天下主義

從2008年到2013年,我也講了幾年。我的體會是,一方面,許多同學由於受到過去去儒家化的教育,他們對儒家有著文化本能的抵觸;但另一方面,在聽完講授後,他們大多能很深入地理解儒家思想。使我特別高興的是,有時學生的作業,也就是一篇有關儒家的短文,寫得非常好,我在謹慎地排除了抄襲的可能性後,會給他們高分,我記得2010年,我至少給了三個同學90分以上。當老師的都知道,他們最得意的事,就是學生有成績。在這本書中,我也將一部分與同學們的問答收錄了進來。

(本文為作者即出新書《儒學的經濟學解釋》的“後記”,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