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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福喜歡把他和中國的特殊關系掛在嘴邊,他認為自己比美國其他政治家更了解中國,然而他卻從來沒有來過中國。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2015年9月,習近平第六次訪美,第一次訪問白宮

習近平和奧巴馬第五次會晤

太平洋兩岸兩個大國跨越大洋的大歷史

蹉跎之久,關聯之深,交情之巨

故事開始於羅斯福時代

1945年1月,毛澤東提出訪問白宮,羅斯福猶豫了

1972年2月,尼克松希望訪問北京,毛澤東同意了

1979年1月,鄧小平欣然訪問白宮,卡特迎候了

美國總統圖書館珍藏的密檔,記錄了跌宕的中美往事

講話嚇壞美國人

羅斯福家族和中國的緣分始於19世紀羅斯福的外祖父沃倫·德拉諾——德拉諾31歲時成為中美貿易最大公司旗昌洋行的高級合夥人,領導這家公司在澳門、廣州和香港的業務。1846年他辭職回到美國時,已經積累了超過100萬美元的巨額財富。在當時的美國,擁有如此多財富的人不超過12個。

德拉諾回國之後開始投資鐵路,1857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災難幾乎讓他的投資血本無歸。3年後,瀕臨破產的沃倫再次來到香港。這一次,他專心做起了鴉片貿易。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我從不假裝鴉片貿易是一種道德和仁慈的貿易。但作為一個商人,我認為這是一個公平、體面、合法的貿易。”

1862年,羅斯福的外祖母帶著七個兒女登上當時美中貿易航線上最快、最漂亮的快速帆船“驚奇號”,經過128天的航程,到達香港和丈夫團聚。羅斯福的母親莎拉當時只有7歲。羅斯福的集郵冊里最初全是中國和香港郵票,是他母親在他十歲時送給他的禮物。

“羅斯福家里面裝滿了從中國拿回來的家具和裝飾,所以羅斯福在成長過程中一直都會思考跟中國有關的問題。羅斯福認為自己比美國其他政治家更了解中國。”羅斯福圖書館館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學者沙勒對羅斯福的中國關系表示不以為然:“羅斯福喜歡把他與中國的這種特殊聯系掛在嘴邊,事實上,這種關系非常膚淺。他年輕的時候環遊世界,到過歐洲、拉丁美洲,卻從來沒有去過中國。他對中國鮮有認識也缺乏興趣。”

羅斯福當選適逢一個戰亂年代。1933年3月4日,51歲的羅斯福宣誓就職總統的當天,日本軍隊占領了中國熱河省省會承德,隨即兵臨長城腳下。第二天,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在德國舉行的最後一次自由選舉中獲得了壓倒多數的勝利。

學者達萊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1930年代,美國是一個非常孤立的國家。美國人強烈感覺到將會有另外一場戰爭,對於中日之間的矛盾,90%的美國人認為這和我們無關。記住那個時候並沒有洲際導彈,雖然有空軍,但是誰會來轟炸美國呢?”

1937年的9月19日,日軍對南京實施了無差別級的轟炸,直接以平民和街道為空襲目標,震驚了世界。10月5日上午十點半,羅斯福在芝加哥外環大橋的開幕式上,發表了著名的瘟疫隔離演說,譴責了日本人的行為。

芝加哥是反對美國卷入戰爭的大本營,羅斯福在這里第一次置身中日事務,第一次為中國人發聲。

達萊克說:“羅斯福是一個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他知道他會觸及到美國人所最擔心的內容,所以他把這個演講取名為‘隔離’,就像舉出了紅旗並對日本人示意,你們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

美國人似乎被羅斯福的講話嚇住了。6個孤立主義團體組織了2500萬人的簽名反戰,“讓美國遠離戰爭”。

沙勒認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羅斯福選擇了退讓。他曾對他的一個助手說,這是很可怕的感覺,當你在前面領隊的時候,回過頭卻發現一個人都沒有。

蔣介石卻聽信了羅斯福的講話。

芝加哥講話第二天,國聯宣布11月4日在布魯塞爾召開九國公約會議。就在會議召開前一天,日軍在杭州灣登陸,包抄中國軍隊。中國戰線岌岌可危,理當撤兵,重建新的戰線。蔣介石卻命令:再死守三天。

但半年後他後悔不叠。

“去年最大失著,在美總統發表芝嘉谷(芝加哥)宣言,召集九國會議時,不即退兵於蘇嘉陣地。精疲力盡時,反而增兵堅持,竟使一敗塗地,無可收拾!”

羅斯福的外祖父瀕臨破產後,再次回到中國,做起了鴉片生意,再次成為百萬富翁。羅斯福的母親莎拉7歲時跟隨家人來到了香港。圖為羅斯福和母親。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共產黨出現在白宮

1937年12月10日,毛澤東致電十八集團軍駐西安辦事處,同意美國海軍情報官埃文斯·卡爾遜赴十八集團軍抗日根據地考察。卡爾遜是羅斯福在中國的第一位私人特使。

1937年,曾經做過羅斯福溫泉警衛部隊副隊長的卡爾遜被派往中國。總統在白宮單獨接見了他,要求他時常給自己寫信,匯報中國的局勢,同時約定:這是一個秘密。

卡爾遜1937年9月11日的報告中第一次出現中國共產黨和朱德。“中國決心戰鬥到底。日本完全低估了中國人。”

在八路軍臨汾總部,他見到了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和平型關戰鬥的指揮官林彪、聶榮臻。

經過三個月的山西之行,回到漢口的卡爾遜給羅斯福撰寫報告。

“八路軍的領導人已經培養出這樣一群中國人,他們對待人生問題的態度、他們的行為方式更加接近我們,而不像任何其他中國大集團。即使中央政府決定向日本人妥協,我相信這個集團將繼續抵抗日本侵略。”

羅斯福在卡爾遜的信件上批註:請寫信告訴他,我們非常重視他的信件。

1938年5月3日,卡爾遜到達延安的第一晚,住在諾爾曼·白求恩大夫剛空出來的窯洞里。他在延安待了10天,毛澤東用花生和茶招待卡爾遜。

卡爾遜在報告中寫道:“我去了延安花了十天考察共產黨根據地。我和毛澤東有過兩次長談。他是一位夢想家,當然,也是一位天才。”

1939年1月1日卡爾遜再次致信白宮:“共產黨領導的抗戰方式才是解救中國最大的希望。”

撰寫這份報告時卡爾遜已經回到美國。

1944年11月7日,羅斯福史無前例地贏得了第四任總統職位,大選前一天,羅斯福的特使赫爾利抵達延安,飛機降落後延安才得到通知,半小時後毛澤東、周恩來乘坐延安唯一的汽車趕到機場。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兩年後,居里也成了蔣介石的反對派

1941年1月,羅斯福派出了他的第一個官方特使,總統助理勞克林·居里。白宮剛剛批準了一億美元的對華貸款,正當美國援華力度逐漸加強,北方的八路軍持續了5個月的百團大戰剛剛結束,中國南方卻爆發了新四軍被圍攻事件。美國的援華政策因此發生動搖。羅斯福很疑惑:國共兩黨為什麽不能成為朋友?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新四軍問題,余波未平,美國受共產黨宣傳蠱惑更甚,其政府心理援華政策,幾乎動搖。”

羅斯福對此深為關切,2月7日,羅斯福派出的訪華特使勞克林·居里抵達重慶。

2月8日,居里在抵達的第二天就與蔣介石開始了會談,居里首先轉達了羅斯福口信:“我從萬里之外觀察中國的共產黨,似乎和我國的社會黨員沒有太大差異,他們對於農民、婦女,以及日本的態度,值得我們贊許。所以中國共產黨與國民政府相同之處多,不同的少。我深切期望國共雙方能夠消除歧見,更密切的合作,以利於對日作戰的共同目標。”

居里對蔣介石說,“我認為羅斯福總統考慮的不是如何分頭責備,他只是關心保持對日作戰。中國共產黨人在美國得到了新聞界的好感與同情。”

居里對蔣介石表示,內戰將會導致美國對中國的支援變得困難。

2月14日,居里在英國駐重慶大使館會見了中共代表周恩來。

周恩來表示:中共不反美,也不反對美國的援助,只是擔心美國援助被用來對付共產黨。共產黨只得到150挺機槍,而且很久沒有彈藥供給。另外,共產黨要求解除對邊區的經濟和軍事封鎖。

居里在報告中指出:中央政府對共產黨力量的增長越來越感到驚恐,它力求用各種辦法來對付這股勢力,一個辦法是停止給共產黨人任何軍事供應,第二個辦法是實行軍事和經濟封鎖。

居里報告:蔣介石對共產黨的仇恨是深刻的,且對其完全不信任。這種情緒更多地來自他對於統一中國有著強烈的控制欲和熱情,而共產黨則是唯一未被其收買、吸收、分解或壓制的群體。

居里離開重慶的前一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居里熱心與誠實可嘉,惜其未能熟悉我國真情耳。

居里報告:總統先生,我認為,您讓我帶的口信,國內對於國共沖突的關切,英國大使卡爾先生的施壓,以及最後最重要的、來自俄國的持續援助,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能夠使得蔣介石避免與中共發生沖突。

居里回國後,在3月15日向羅斯福呈遞了一個書面報告,結論是:“由於中國實際上還是獨裁國家,蔣介石本人就在我國外交政策中占有首要的必不可少的地位。我確信他在感情上依附美國,崇拜美國,特別是您,他仔細研讀您演說中的每一個詞並視您為世界上最偉大的人。”

居里為美國政府完成了從前無人嘗試過的工作,勾畫出一項對華政策的基本輪廓:中國應該被當作美國的主要盟國和未來的大國。在他的構想中,中國在某種意義上等同於蔣介石。但是兩年後,居里本人也成了蔣介石的反對派。

星期五不是幸運日

1944年是美國的總統大選年。羅斯福史無前例地贏得第四任總統職位。

11月7日,總統大選之夜,羅斯福照慣例待在他的家鄉小鎮紐約州海德公園。前一天,他的特使赫爾利抵達延安。

赫爾利抵達延安最關切的一個動作是給華盛頓拍發電報。因為重慶方面的天氣原因,36個小時後電報才得以發出。

毛澤東也發出了自己的祝賀電。

電報由重慶美軍司令部轉華盛頓陸軍部,陸軍部再轉白宮。

這是毛澤東與羅斯福的第一通電報。

赫爾利住進了瓊斯海軍上尉的窯洞。瓊斯上尉的窯洞有美軍觀察組唯一的床。

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已經有四個月。導致美軍觀察組進入共產黨地區的,是史迪威的政治顧問、美國駐重慶一等秘書約翰·戴維斯。此時,他正在延安。

戴維斯在赫爾利抵達延安的當天寫下了備忘錄,標題是:《共產黨人會接管中國嗎?》——

“共產黨是中國最堅韌不拔、最嚴密、最有紀律的組織。他們向蔣提出合作是由於他們強大,而不是由於他們弱小。

“共產黨已經太強大了,蔣無法打敗他們。1937年以來,共產黨一直試圖說服蔣成立一個有他們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

11月8日,赫爾利與毛澤東舉行了兩次會談。

《延安會談紀要》記載:“赫爾利說,我的總統羅斯福―直渴望中國能成為四大國之一,這四大國是中、俄、英、美。但是,一個充滿了分歧和內戰的中國是不能擔此重任的。”

毛澤東說,“我們必須承認事實上中國缺乏兩樣東西:團結和民主。”赫爾利說他同意;毛澤東說我們必須團結,必須民主,赫爾利說,他再次同意。

當天上午,赫爾利提交了重慶版本的國共合作協議書。

第二天,毛澤東提出了延安版本的協議書。

第三天,11月10日,星期五,赫爾利提交了他的修訂版。毛澤東和赫爾利在一塊石板上簽署了“五點協議”。他們給蔣介石留了簽名的位置。

赫爾利認為星期五是他的吉祥日。他的生日、結婚日、第一個孩子出生日、獲得第一枚勛章,都在星期五。

赫爾利還帶著一封毛澤東寫給羅斯福的信乘機飛回重慶。這是紅色中國第一封直達白宮的官方函件。

赫爾利回到重慶之後,他發現延安的星期五不是他的幸運日。

蔣介石憤怒地拒絕了來自延安的五點協議。他認為赫爾利攜帶一份延安協議回來是對政府的最大打擊,因為它滿足了毛澤東的條件。

重慶方面的版本是甲方國民政府和乙方共產黨之間的“收編”協議。延安方面的版本是甲方國民黨、乙方共產黨合組聯合政府的“重組”協議。延安協議說:中國政府、國民黨、共產黨應共同工作、完成統一,以便迅速打敗日本、重建中國。

11月29日,赫爾利致信羅斯福:“委員長的觀點是,他如果同意成立聯合政府那就等於承認他的黨被共產黨徹底擊敗了。我的爭辯和周恩來將軍的爭辯沒有任何作用。國民政府制定了一個三點的反建議。”

赫爾利承認自己是延安協議的作者之一,但是反對公布協議,同時否認重慶方面的反建議中有任何他的意見。

中美關系史專家陶文釗說:“赫爾利是個機會主義者,確實他在對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態度當中就表現出來了,但是他不是完全無原則的,他的原則就是要支持蔣介石的領導地位。”

羅斯福為國共談判增加了新的砝碼:“俄國人”要來了。他即將啟程奔赴雅爾塔。那里將舉行他和斯大林、丘吉爾的第二次高峰會。他預計:斯大林將同意加入對日作戰。

赫爾利回複羅斯福說:“我強調了‘俄國人’這個詞,起了作用。他隨即吩咐他的談判代表們立刻重開討論。但是委員長的某些條件仍然太過強硬。”

赫爾利建議安排一次羅斯福和蔣介石、毛澤東的會見,條件是:“會見之前他們必須就中國統一的問題在他們自己之間達成協定。”

毛澤東、蔣介石和羅斯福的會晤沒有實現。

羅斯福最後的照片。過世前一個月,他回複了毛澤東的來信。 (羅斯福圖書館供圖/圖)

來自延安的密電

1945年4月2日,延安,美國大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最後一次同毛澤東談話後,飛離延安。4月12日,謝偉思乘坐專機回到華盛頓。

謝偉思的兒子、前美國外交官羅伯特·謝偉思回憶道:“我的父親約翰·謝偉思,回到了華盛頓,在羅斯福死的那一天,但他並不知道,直到他抵達了華盛頓,走進了約翰·卡特·文森特的辦公室。”

國務院遠東司中國處處長文森特正在接聽一個電話。電話里說:羅斯福總統剛剛過世,時間是1942年4月12日下午3:45。

一個月前,羅斯福總統在國會發表了他平生最後一次演講。

總統第一次坐在輪椅上進入國會,並且坐著講完近一個小時的演講,話題是關於雅爾塔會議和4月25日的舊金山聯合國會議。

“全世界所有聯合國家將在1945年4月25日於舊金山舉行會議。”

“國會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代表將包括同等數目的共和黨和民主黨議員,美國代表團,將在一切意義上,是兩黨的。”

羅斯福演講第二天,白宮收到一封由5位美國駐重慶使館的外交官聯名簽署的電報。電報的主要執筆者是謝偉思。電報經由前駐日大使、代理國務卿格魯轉發。

來自重慶的聯名電報說:“建議總統以明確的方式通知委員長,由於軍事需要,我們必須向共產黨及其他能幫助抗日戰爭的適當的集團提供物資並與其合作。”

這份電報基於美軍觀察組一位外交官在共產黨根據地4個月的長途旅行後做出的。

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激烈反對“聯名報告”,並聲稱遭到背叛,謝偉思因此被勒令從延安召回美國。

經過連續三天與國務院遠東司外交官的激烈爭執之後,赫爾利走進白宮。3月8日,羅斯福接見赫爾利,赫爾利看到了雅爾塔密約。羅斯福則看到了赫爾利帶來的毛澤東信函。

學者沙勒說:“羅斯福會見了回到華盛頓的赫爾利,並按照慣例贊揚說我支持你在中國的努力。但就在同一周,羅斯福會見了記者埃德加·斯諾,說我很支持國共合作之政府,我會用美國力量左右它,這和赫爾利所做的截然相反。所以羅斯福的理解真的很令人困惑。”

兩天後,羅斯福複信延安的毛澤東。“親愛的毛先生:我從雅爾塔會議一回來,就收到了你1944年11月10日的信。我非常高興獲悉你本人對中國事態發展的看法。我懷著極大的興趣註意到你非常強調中國人民和軍事力量的統一,對打敗日本和重建中國的重要性。我真誠地希望你和蔣介石主席共同工作以取得國內的統一,通過統―中國人民可以為抗日戰爭的進行作出更加偉大的貢獻。”

5天後,羅斯福給重慶的蔣介石發去一封電報,否定了赫爾利的意見,支持了周恩來。這封電報的源頭,是周恩來發給赫爾利的電報,延安方面表示:應該有共產黨代表參加聯合國舊金山會議。

赫爾利反對周恩來的提議:“在舊金山舉行的是一個國家之間的會議而非政黨間的會議。中國共產黨並非一個國家,只是一個有武裝的政黨。”

3月15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電報中他支持了周恩來的意見。

“他希望在舊金山組建的聯合國雙方都有代表,因為他知道他們雙方都重要而且有影響力,他們都有龐大的部隊在中國。這是用他的方式來表達:讓我們組建一個中國聯合政府。”達萊克說。

3月27日,蔣介石給羅斯福回電。這是羅斯福收到的最後一通蔣介石電報。

“中國政府代表團今日已派定代表10人。其中6人為國民黨參政員,共產黨、無黨派人士及其他兩反對黨各1人。”

在延安,毛澤東曾經向謝偉思坦率地表達了自己對美國政府的期待。

謝偉思《關於毛澤東談話之備忘錄》:形勢所需要的和能夠挽救它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一個聯合政府。沒有它,美國一直為之努力的一切都會化為烏有。

羅斯福回應了延安參加聯合國舊金山會議的要求,但是沒有回應延安訪美的要求。

1945年1月9日,在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給中國戰區盟軍司令魏德邁發去電報:“現有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的一項建議。以下是他們絕對保密的建議:如果羅斯福總統表示同意,在白宮將其作為一個中國主要政黨的領導人來接待,那麽毛和周即願一同或單獨一人前往華盛頓舉行探討性的會談,向美國有關公眾和官員解釋中國目前的局勢和問題。周恩來表示,如果得到邀請,希望乘飛機前往美國。”

雅爾塔會議之前,白宮接到這個消息。雅爾塔之後,羅斯福回複了毛澤東的信。但是,對於訪問的建議,他沒有說是,也沒有說不。

學者達萊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因為1944年羅斯福在競選總統的時候,已經有很多人在叫囂羅斯福太同情共產黨,如果讓周恩來和毛澤東來華盛頓的話,那美國的右翼會大力攻擊羅斯福。

幾年後美國的國會聽證會上,赫爾利說,羅斯福曾經告訴他:“現在要盡量對他們寬容,盡量說有利的話,不要破壞有可能使得中國武裝力量統一的基礎。”

他們,指的是共產黨。

羅伯特·謝偉思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如果那時美國和中共交好,那麽可能後來的越戰、朝鮮戰爭都不會發生。”

羅斯福的過世終止了很多的可能性。

羅斯福最後的手寫文字是:“唯一會限制我們明天實現理想的因素,就是我們今天的遲疑。我們要懷著堅強和積極的信念大步前進。”這篇稿子是他準備用於第二天的傑弗遜紀念日演講。

毛澤東和朱德向華盛頓發去唁電,延安連續三天降半旗。

很多年以後,前美國外交官、延安觀察組的倡議人戴維斯在其回憶錄中寫道:“1945年1月,毛澤東和周恩來試圖秘密安排一次訪問,在華盛頓會見美國總統。在赫爾利的建議下,被拒絕了。1971年7月,美國試圖秘密安排一次訪問,在北京會見毛和周,尼克松接到了邀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