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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2月22日拍攝的霧霾籠罩下的北京中央商務區。據北京市環保監測中心介紹,12月22日北京空氣質量可達到此輪汙染過程的峰值,PM2.5峰值濃度或將超過500微克/立方米。 (新華社記者 武巍/圖)

2015年底,北京遭遇了3次重汙染天氣,而紅色預警的未啟與啟動均受到了輿論質疑,其預警啟動條件設置等問題,也引起了業界的廣泛討論,爭論一直不絕。在2016年2月18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辦的中外媒體見面會上,就有記者將此問題面呈環保部長陳吉寧。

“預警涉及到兩方面,一個是預測,這是科學問題;一個是預警,這是行政摁按鈕的問題。”陳吉寧坦誠回應,如同天氣預報,空氣質量預測亦有不確定性。

“北京去年出現的情況,其中有一次確實是開始是重汙染天氣,中間變成中度汙染,很快又上去了,這種情況過去沒有碰見,中間變好又變壞,是一些新情況在這里面。”針對這些新情況,陳吉寧稱在每次預警之後,環保部各個部門都會進行逐一分析研究,完善工作。

他介紹道,在提高應對重汙染天氣的能力上,環保部門有四項工作。

——及時預警,要根據預測的情況及時預警。在預測的時候經常會出現汙染介於在重汙染和嚴重汙染之間的情況,過去是按中限值采取行動,現在要按照高限值采取行動。

——重點區域有統一的分級標準。例如,針對京津冀地區重汙染應急,環保部啟動了一個“2+4”計劃:北京、天津兩個城市幫助周邊保定、廊坊、唐山、滄州四個城市。在3月15號之前,“2+4”城市不再是各是各的,什麽時候啟動紅色預警、什麽時候啟動黃色預警,都要執行統一的預警響應標準。

在3月15號之前“2+4”的城市要執行統一的預警響應標準,不再是各是各的,什麽時候啟動紅色預警、什麽時候啟動黃色預警,統一標準執行。

預警發布之後,各地並不是采取同樣的行動,而是各自采取更有針對性的行動,以求達到預警預期的效果。

——發布預警之後要提高應對措施的針對性,減少社會成本代價。利用源解析,提高預案的針對性、準確性和科學性,真正做到誰來做、何時做、如何做的問題,發揮好預警的效果。

——提高預測能力。空氣質量預測能力領先的和剛開始開展預報的地方一起會商,推動技術創新,比如和大數據結合來拓展五天,甚至一周的預測能力。

“人努力,天不幫忙”

針對2015年底的多次重汙染過程,陳吉寧首先分析了天氣成因:“過去講人努力、天幫忙,現在我們也碰到了人努力、天不幫忙的情況。”

陳吉寧說,2015年11月中旬之前治汙過程非常順利、環境質量改善很快,但受強厄爾尼諾現象影響,2015年全年的氣候條件比往年較差,特別是到了供暖期之後。體現為三個核心因素:混合層高度低、濕度大和風速小。

混合層是近地面汙染物的集聚層。當汙染物的排放量一定時,混合層越低,汙染物積累的速度就越快。天氣好的時候混合層的高度可達到上千米,但是2015年底的一些不利氣象條件下,混合層高度降到了200米甚至100米,如同一個又大又低的蓋子扣在上空,在垂直方向上壓縮了汙染物的擴散。

高濕條件是PM2.5二次反應的溫床,濕度越高,越容易產生PM2.5。北京濕度一般為30-40%,而2015年底,平均濕度“很不正常”,升高了約20%,幾次重汙染天氣里,在特別情況下濕度甚至達到90%以上。

霧霾來了等風來,但2015年底的風速也有異常,較常年同期偏低5%左右。

解釋了天氣異常之後,陳吉寧緊接著介紹了減排成效:“我們平時采取這些措施有助於全年汙染物濃度的降低,但是對於冬季的效果不是特別理想。”陳吉寧強調了供暖季散煤的問題:一噸散煤燃燒排放的汙染物強度是正常的電廠排放的5-10倍。

“冬病夏治”

陳吉寧坦誠,我國重汙染天氣應對工作在這幾年剛剛起步。什麽時候發布警報,采取什麽措施,應對重汙染天氣的能力還不足。

所以,環保部在重汙染天氣的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每一次重汙染天氣都當做一次重要的社會實驗,全方位的采樣分析,發現問題。現在的措施基本分成兩大塊:一是今年供暖季結束前采取哪些措施,二是冬病夏治,全年及今後更長時間怎麽減排。

在今年供暖期期間,除了加強重汙染天的應對工作外,還要做好強化監測信息的共享、組織開展大氣的專項檢查等五項工作。

在冬病夏治方面,除了修訂重汙染天氣的應急預案,統一預警分級標準外,還有高架源治理等六方面工作。例如在京津冀重要的大氣通道上的電廠優先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工業企業可以錯峰生產,實行季節性、差異化的排汙收費——冬季可多汙染排放費,以經濟手段促使一些企業在夏季多生產。

對於我國大氣汙染治理行動和帶來的成效,陳吉寧說:“我可以坦率地告訴大家,很少有哪個國家在這麽短的時間里實施這麽多大的工程來解決汙染問題。”

陳吉寧介紹,我國大氣汙染治理最突出的變化就是酸雨汙染狀況明顯減輕。如今的酸沈降為近二十年來最輕,這得益於二氧化硫的控制。大氣治理的速度比發達國家要更快。中國二氧化硫在2007年出現“庫茲涅茨曲線”拐點時人均GDP為2460美金,氮氧化物在2012年出現拐點時人均GDP為6076美元。而美國二氧化硫峰值出現在1974年,人均GDP在7242美元;氮氧化物峰值出現在1994年,人均GDP將近2.8萬美金。

肯定成績的同時,陳吉寧強調,2015年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265個城市不達標,平均超標天數比例達23.3%,中國的環境與老百姓的要求和期盼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