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創新發展的機遇與條件(治國理政論壇)

劉世錦《人民日報》( 2016年08月15日 07版)

加快創新發展,正確認識形勢至關重要。這就需要我們準確把握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機遇與條件。

我國正處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期

當前,我國經濟依然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底”在何處?從高速增長回落後前景如何?這是我們在“十三五”時期直接面對的重要問題。我國經濟增速回落,直觀地看是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背後則是經濟結構、增長動力和體制政策的系統性轉換;從長期增長過程看是增長階段的轉換,可稱之為“轉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增長的平衡轉向中高速增長的平衡。這一平衡的實現,將取決於三個條件:一是從需求側看,高投資要觸底;二是從供給側看,去產能要到位;三是從中長期看,新動能要形成。

在經歷了6年多的增速放緩後,上述3個條件逐步形成。促成高投資的三大需求,即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投資和出口正在趨於穩定;去產能有所進展,工業品出廠價格開始反轉回升;盡管新增長動能在規模上還無法完全對沖舊動能的下降,但在提高增長質量效益、擴展發展空間上呈現好的勢頭。

目前,我國經濟增長已非常接近底部,正處在壓力和困難較大、同時已看到轉型成功曙光的時候。如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取得實質性進展,我國經濟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後一兩年成功觸底。這里所說的觸底,不是說將會出現所謂的V型或U型反轉,而是說增長速度不會繼續下降而是穩住了,進入L型的下邊,也就是進入一個速度適當、更具創造性和可持續性的中高速增長平臺。從國際經驗看,這個平臺有可能穩定5到10年乃至更長一個時期,從而為我們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和更長遠的發展目標打下穩固基礎。

質量追趕階段需要更多依靠創新發展

目前,我國人均GDP約為8000美元,發達國家人均GDP超過4萬美元。我們要接近或趕上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平,大部分追趕應完成於中高速增長期。如果說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主要是數量追趕,那麽,進入中高速增長期後則主要是質量追趕。

與數量追趕期相比,質量追趕期的一個特點是外在的變化趨緩、追趕難度加大,主要由過去的“鋪攤子”轉向“上臺階”。與數量追趕相比,質量追趕對發展條件、體制和政策環境的要求有很大不同。

一是糾正資源錯配。目前在行業之間依然存在較大的生產率差異,表明要素流動不暢、配置欠佳,其根源在於行政性壟斷,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和定價受阻。通過深化改革糾正資源錯配,仍然會在傳統產業釋放出規模可觀的需求,特別是有利於提高效率的投資需求。更重要的是,它能夠提高生產率,增加收益,化解潛在風險。這也是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降成本潛力最大的領域。

二是激勵產業升級。產業升級將帶來專業化分工協作關系的深化、產業集中度的適當提高;將更多地開發和利用中高級生產要素,全面提升人力資本質量,優化資源配置水平;將從行業標準到工匠精神,全面推動精致生產的制度和文化建設。

三是加快創新發展。創新與產業升級的區別在於:產業升級中的大多數內容,發達國家已經有了,我們也要跟著有,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追趕的含義;而創新則是從無到有,我們與發達國家大體處在同一起跑線上。進入質量追趕階段後,創新是否足夠活躍,特別是創新成功的概率是否足夠高,成為能否實現質量追趕階段發展目標的一個關鍵因素。

加快創新發展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在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營造創新環境。在這方面,政府應更“聰明”地發揮作用,包括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為創新活動提供有效激勵;穩定企業家、科研人員的預期,使他們能夠安心從事研發活動;促進創新要素流動,吸引創新要素聚集和優化配置;提升人力資本質量,相應改革教育和研發體制;深化金融改革,為創新提供全鏈條的金融支持;等等。

使資源更多地流向創新活動。盡管當前服務業所占比重已超過制造業,但制造業仍然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所在,也是創新活動的重心所在。必須牢固確立制造立國、實體經濟為本、創新驅動的理念和政策導向。服務業中的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等極易形成經濟泡沫,吸引大量資源脫實向虛,削弱創新發展的能力,甚至導致金融和經濟大幅波動,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發展環境。必須高度警惕、及時抑制各種形態的經濟泡沫,把資源盡量引導到有利於促進創新、提升要素生產率的領域。

鼓勵各地開展創新競爭。創新要素是流動的,只有吸引到更多創新要素的地方,才會擁有更多創新成功的機會。所以,大量創新出現在創新型城市或區域創新中心。但是,創新型城市或區域創新中心並非人為指定的,而是在競爭中形成的。地方競爭是我國以往發展的重要動力,新階段應使改善創新環境成為地方競爭的新元素。應給地方和基層更大的創新試驗空間,鼓勵形成各有所長、特色鮮明的創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