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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9日,市民在遼寧沈陽北方圖書城讀書。(新華社 龍雷/圖)

在政府里當差,忙時連軸轉,閑時得充電,若“別人睡了我們睡了、別人醒了我醒了”,豈不成了“龜兔賽跑”中那只兔子啦?2016年,工作之余讀書的習慣沒歇著,讀了十余本書,啟發最大的是這三本:錢穆《中國文學史》、余英時《論天人之際》、楊聯陞《國史探微》。

先說錢穆先生的《中國文學史》。這本書是1955年先生在香港新亞書院的講課稿。這本書的長處在於,“西風東漸”吾邦後文史分途,針對國人講文學一切以西方文學為標準,錢穆先生詳述中國文學由《詩經》、先秦諸子、漢賦、唐詩與唐文、宋詞元曲以至於明清小說的流衍。錢穆先生說:“中國的人生在詩中表現,詩落實下來則為散文;西洋人生在劇中,落實表現則成小說。中國文學講到這里,詩文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正宗,這是客觀的講法,《水滸傳》《紅樓夢》等只是消遣的讀物。”

所謂史者,即演變之意,有如流水一般。講中國文學史,即是看中國文學之流變。重讀錢穆先生六十多年前講稿,恍若置身耳於新亞學子中間,感受他對歷史文化溫情與敬意。他所表現出貫穿時空的文化自信,讓我們真切地看到,舊的文學不僅沒死,反而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接下來,說說余英時先生的《論天人之際》。中國的歷史上雖然沒有產生宗教,但國人卻是信天、信地、信命,時至今日依然如故。用錢穆先生的話說,這是地理與歷史的原因。作為錢穆先生的高足,余先生在為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創所八十周年所著的文集中,用比較文化史的方式來探索有信仰而無宗教的中國古代思想起源。余英時先生從考古中所見到最早的銘文及先秦的諸子典籍的字里行間考證中得出結論。他認為,先前中國人關於人類外和未知世界天的觀念,通常指的是神鬼世界,先王先公死後往往上至“天”廷,“賓”於上帝。這一信仰也成為“周因於殷禮”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詩·大雅·文王》說“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西周晚期金文也有“先王其嚴,才(在)帝左右”之語。而在周制禮之前,此項“絕地通天”工作是由專業的覡和巫來完成的。周革殷後,周公制禮作樂不僅政權轉移,而且是順應了社會變化,因應“天命”將“天道”向“人道”方面移動。由“天”隨時隨地都在註視著“民”即對地上王朝的態度,以決定“天命”的延長或收回,因此唯有不斷做好現實世界的事情、積累好“德行”,周室王朝才不會出現殷室王朝被周室鼎革的情況。先秦諸子靠自己的思維之力貫通“天”“人”,巫的中介功能在這全新的思想世界中完全沒有存在的空間。儒士的“天命”轉為其布“道”天下。這也是為什麽幾千年來,中國出不了本土宗教,因為讀書人本身即有傳教的意味,同時又有引領社會風氣的責任。曾國藩的《原才論》,本源亦由此生發。

手邊這部楊聯陞先生所著《國史探微》,除了延續他長於訓詁考證的微觀特點,其著眼宏觀的研究,更讓人對中華傳統文化生生不息的大義微言有了深刻的體會。在該書開篇《從歷史看中國的世界秩序》中,他即以懷柔遠方、救亂誅暴詳述中國的歷史傳統。他說,在東亞,中國以軍民合一的力量無疑經常扮演一個領導的角色,但是不可就此推論,中國毫無其他文明國度存在的觀念。漢朝史籍對文明的西方民族——大秦(此大秦乃古代中國對羅馬帝國及近東地區的稱呼)即為高度贊揚。又有許多時期,中國在政治上、軍事上對待鄰近的民族如平等之敵國,譬如漢與匈奴,唐與突厥以及後來的吐蕃,宋與遼、金、元之間的關系即以兄弟相稱。“外國”一詞並不始於19世紀,而可以追溯到漢代。宋朝,“外國傳”已成為史書中的一項。因此認為在公元1800年以前,中國沒有國際交往的經驗是不正確的。那麽,深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的歷代政治家對非我族類的傳統是什麽呢?楊先生認為,一是以綏靖;一是以戰爭。由此,他得出結論,雖然儒家的傳統傾向於綏靖的和平理想,但它絕非偏執一端。

晚清以降,世人皆以重男輕女批駁中國文化。這是不是事實呢?楊先生提醒大家,整個中國從公元前221年到1912年的歷史,主要是一個男權和父系的社會,這已是普通的常識。然而卻很少有人註意到中國悠久的歷史中,有好幾個時期由女主統治。他說,女主很重要,但對她們的研究卻很缺乏。他舉了漢呂後、後漢鄧後、北魏馮後以及武則天和慈禧太後為例,就攝政太後一一說解,所謂“緊急措施及權宜之計”事出有因,常常是在“幼君當國”與“主人突發生變”。也就是說,母親的權力和妻子的權力在君主突發意外後,是得到大臣們尊重的,但一旦皇帝有能力處理朝政後,太後的攝政權力遂應歸位。

上述三本書,是我在2016年“學而時習之”且深深受益的。2017年,我計劃再讀一遍《宋元學案》與《明儒學案》,雖然這兩本書前些年讀過,但“只是猛火煮”了般的粗看,今年要“慢火溫”。在這個時代,重溫先賢典籍,並寫下心得,也不失為安放自己心靈的一種良法。

(作者為無錫市民政局公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