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3395

畢飛宇剛剛學用手機沒多久,也學會了在網上看新聞,他看的不是新聞本身,而是後面跟帖,讓他震驚的是,所有跟帖的人都覺得自己掌握著真理,他的擔憂是:“二元論這種糟糕的邏輯方式,影響了很多人。”(南方周末記者 宋宇/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9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把組織漢字變成賺錢的行為,我教不了”“業余作家”畢飛宇的小說課》)

畢飛宇教學生寫作,收到的第一篇小說是講打怪升級的。每次升級打怪,意味著吸引一部分讀者,再升一次級,又一個懸念出現,又一幫讀者進來,而點擊量就是錢。畢飛宇從學生的話里,聽出了一個真實而焦慮的潛臺詞:“我的小說如何能變成錢?”

2015年8月,作家畢飛宇開始用手機了。他向將去美國念大學的兒子承諾,24小時內隨時可以找到自己,“碰到問題我們兄弟倆可以討論。”此前很多年里,他通常早上九點多開工,下午兩點到四點間收工,抽空翻書、喝茶、看電視,休息得充分。現在,這些日子都沒了。

手機是父子倆的情感紐帶,也讓畢飛宇多了許多應酬和飯局。他從前提到,自己並不喜歡手機的語言:曖昧、半真半假、進退自如、油腔滑調,“大部分是調情的”。

不久前,畢飛宇為江蘇文藝版《傅雷家書》寫了序言。上中學時,父親送給他這本充盈父子之情的書信集,他卻視之為小說,因為“這本書到處都是鮮活的人物性格”。

畢飛宇的另一項重要變化,是2013年成為南京大學教授。他開辦講座,主要分析小說文本,講《促織》等中國名篇,也談海明威和奈保爾等名家的作品。在南大等院校積累的文學講稿,形成了他的新書《小說課》。

2017年2月24日,畢飛宇在北京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專訪。

跟帖的人都覺得自己掌握著真理

南方周末:你在講座最後,總是請大家批評指正,這是一種姿態嗎?

畢飛宇:這不是姿態,是我對文學的一種理解,文學一定是開放和自由的。不能因為年紀比別人大,閱讀、寫作歷史比別人長,我就當然地擁有真理,不是這樣。我反複強調一條,文學不是真理,文學是尋找真理的路。

對文學來說,真理一定是共建的。隨著兒子慢慢長大,在他的指導下,我開始在網上看新聞,我感興趣的其實不是新聞本身,是下面的跟貼。我發現了一件事,擁有真理的人真多啊,特別自信。這很有意思,擁有真理現在是我們這個民族特別重要的文化特征。

我很擔憂。什麽是二元論?我對了,那你一定錯,這個糟糕的邏輯方式影響了很多人。說到底,還是二元論這個罪魁禍首,它傷害了我們民族的精神,尤其是思維模式。真理在握最大的壞處就是精神上的封閉,你不再開放,不再探求。這個太壞了。我對了,你錯了,結束了。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成了一個時代的特征。

南方周末:你分析小說文本的方式有時很有趣。比如談莫泊桑的《項鏈》,你曾把所有人名換成了中國名字,來檢驗這部作品在當代中國是否成立。為什麽會有這樣的嘗試?

畢飛宇:那真是個遊戲,也是一件真實的事情。作為一個比較宅的人,我得給自己一些樂趣,獎勵自己。比方說在電腦上做那樣的遊戲,直接替換名字以後,它就變成了一篇中國小說。遊戲做完後,我腦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一個名字——李敬澤。我和李敬澤私下聊天特別多,他對某個作品表示憤怒的時候,會非常平靜,腔調很慢:“都不成立。”(模仿李敬澤,慢慢晃頭,瞇著眼睛徐徐說出)

新的《項鏈》為什麽不成立呢?對作家來講,有一件事情比小說本身更重要,就是時代或社會與文本的關系。說白了,從這個關系里面,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維度,通過它有效地認識這個時代,這個文化。我沒想到反響那麽強烈,差點兒引起軒然大波。

我記得是第二天上午,南京電視臺的記者兵分兩路,一撥去學校里找語文老師做調查,一撥找我,渴望形成兩股對立的力量來爭論。但是我在第一時間滅火了。記者問了一個特別直接的問題:關於這篇小說,到底老師講得對,還是你講得對?(編者註:高中老師認為《項鏈》講了兩點:資產階級的虛榮必定會受到命運的懲罰;勞動光榮,勞動可以讓人幸福。畢飛宇讀到的則是忠誠、契約精神和女主人公的耐心。他認為,作者批判的不是金錢、資本和西方,而是“人類頑固的、不可治愈的奢侈沖動”。)

我說老師們講得對:第一,在中學的課堂上,要聽老師的。老師有老師的那一套說辭,有它的合理性,也許就是普遍性;第二,我不是在中學的課堂,是在高校,它的開放程度是不一樣的,分析的方式也不一樣,我們不能滿足於普遍性;第三,這個是最重要的,我只是打開了另一扇暗門而已,從這個暗門出發,你發現了一個新的小院子,這當然是好事,但是,你生活的主流場景不在這里,對中學生來說,大門才是主要的,而不是暗門。

南方周末:女主人公馬蒂爾德確實令人傷心,那麽小一件事,十年光陰就荒廢了。

畢飛宇:對。但現在的問題是,我作為一個當代中國人,我要從暗門里問一個問題,她為什麽不逃逸。莫泊桑無論怎樣諷刺,怎樣挖苦,作為小說家,為什麽就沒想起來讓馬蒂爾德逃逸?因為對莫泊桑來講,那是不可能出現的事。對於馬蒂爾德這個人物,對於項鏈的丟失這件事,我相信莫泊桑有豐富的想象力,可逃逸不在他的想象範圍里面。這才是文化的力量,是契約精神的堅固和牢不可破。

所以我認為文學是不會死的,因為我們要考察社會。考察社會有多重路徑,制度設計,民生狀況,還有許多統計數據。但我覺得文學也是考察的方法之一,這是一種假想的方式,它面對的卻是真問題。

畢飛宇說自己作為一個當代中國人,更感興趣的是,莫泊桑為什麽沒有讓《項鏈》的女主人公選擇逃逸?畢飛宇認為,因為那個國家和那個時代的契約精神牢不可破,莫泊桑根本想象不出來她還有逃逸這個選項。(資料圖/圖)

我贊美汪曾祺和沈從文,但我不想成為他們

南方周末:你是否焦慮,不能認識整個社會或所謂時代?

畢飛宇:有,非常強。其實我是一個想寫“大小說”的人。但最後我所能做的,還是從小窗戶鉆進去,看看能不能寫“大小說”。我還沒寫這樣的作品,我也不想吹牛,我目前真的不具備這個能力。

我後來原諒了自己,我做了一個理性判斷:在這個時代,誰都不具備從大門進出的能力。文藝複興時期,有所謂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可到了網絡時代,“百科全書”是一個什麽概念?它太巨大了,已經到了“理性不及”程度。在文藝複興時期,許多東西理性是可以抵達的,面對今天這樣一個時代,尤其是中國,你只能找到一個屬於你的窗戶。對文學來說,這是一個拒絕貪婪的時代。

南方周末:你如何解決這種焦慮?

畢飛宇:放棄。你回過頭來看《卡拉馬佐夫兄弟》,可以說也是一幅歷史的畫卷,其實,它的切口還是小的。《紅樓夢》,這樣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按毛澤東的說法,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衰亡史,它也還是抓住了四個家庭。

面對當今這個世界,就認知而言,我承認我吃力。在少年、童年和青年時代,我的認知能力和信息量的比例關系是對稱的。可現在的信息量是在是太可怕了,我這個“處理器”老是死機。

在我看來,在十八、十九世紀,小說的巔峰時期,沒有人會想起大數據,小說就是那個時代的大數據。在今天,面對如此複雜的局面,小說引擎的馬力就顯得不夠。

焦慮歸焦慮,我到底還是可以平靜的,幫助我的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那個盲人——博爾赫斯,他說的最好的一句話,我動不動就想起來:不要寫你想寫的小說,要寫你能寫的小說。博爾赫斯對我最大的幫助,就是這句話。從我自己來講,我堅定了這樣一個想法,寫自己能寫的小說。

南方周末:寫《推拿》的時候,你專門去診所體驗生活了。

畢飛宇:我想這樣說:去診所,有;去診所體驗,沒有。

有一段,我每一天都和他們來往,那就是我的生活,我和他們密切到什麽地步?中午都在那里午休。那家店解散之前,有一兩年時間,我就這麽過來的。但我從來沒有想過去“體驗生活”——我來的目的是為了將來寫你們,這個一點沒有。我願意對天發誓。

我承認,在我寫《推拿》的時候,我對盲人有了一些了解,但是,我沒有把我看到的、我聽到的盲人生活寫進《推拿》。對《推拿》這部小說而言,這是我特別滿意的地方。作為一個小說家,我有我的尊嚴,這個尊嚴就是虛構,它也是小說的尊嚴。為了寫小說,我去偷窺,我去騙取信任,然後再把朋友掏心窩子的寫到小說里去,這樣的事我不會幹。我的想象力不答應。

我現在依然和他們保持這樣良好的關系,他們知道,我沒有做小偷,我沒有在他們的生活里面偷東西。雖然對外人來講這個也許並不重要,但是,我是寫小說的,我把這看得很大。懷著自己的目的,一個一個地問,然後回去寫,也許是可以的,但我一定不會。我不能接受這樣的“文學創作”。

南方周末:有一種說法,你的小說最早有汪曾祺、沈從文的感覺,後來更偏近先鋒派的寫法,比如像余華、蘇童。

畢飛宇:我永遠不會成為汪曾祺和沈從文那樣的作家。這麽說會有點冒犯,在講小說的時候,我永遠願意把贊美給予汪曾祺這樣的作家,但在我心目當中,他們還算不上好作家。

就文字而言,他們是,就小說而言,他們不是。他們太閑適了。我更偏向魯迅,有力量,有豐沛的情感,同時兼有理性能力。汪曾祺這樣的人還是閑情逸致,很美,但他不具有理性能力。從我內心來講,無論沈從文和汪曾祺的小說寫得多好,多迷人,和魯迅都不在一個層面上。

第二個問題,早期寫作學先鋒,師父是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我們都是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閱讀者和模仿者。只能說,余華、蘇童、格非那一撥走得比我更早,但他們不是我的師父。我們面對的是同一撥作家——博爾赫斯、普魯斯特、福克納、馬爾克斯……在同一個師父面前,大家都是學徒,他們比我做得更好、更早。實際上,最早一撥也不是他們,是王蒙和馬原。當然,余華、蘇童和格非把先鋒小說寫到很高水準,當時我也在文學現場,還處在起步階段。我一看,在這個班里面不行,立即轉學了。

南方周末:你目前在寫什麽?

畢飛宇:現在手里的這個作品,我回答了兩三年,始終告訴記者,“我今年能把它寫出來”,但我始終沒把它寫出來。是這個小說自身的問題,就像博爾赫斯的那句話,這很可能是我想寫的作品,但不是我能寫的。很痛苦,跟醫院有關,有關的知識儲備就把我弄得疲憊不堪。我一直有雄心壯誌,把它寫成一部大作品。可是每到一定的時候,我都覺得那很痛苦。我所有的頭發,都是在這個作品面前白的。

南方周末:那你最近在讀什麽?

畢飛宇:我最近又把《傅雷家書》好好讀了一遍。前幾天,我給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傅雷家書》寫序,我和傅聰還有一面之緣。

我現在讀書,有一個最強烈的感受:我已經可以不讀書了,一本不讀都不要緊,只要把我讀過的書回頭拿回來再讀就行。人到中年之後,你以為已經讀過那些書,每一次讀都和第一次一樣,因為現在閱讀的能力和眼光,和以前太不一樣了。“五十而知天命”是老夫子對自己的概括,我把這個話借過來說:”五十而知閱讀。”不敢說現在我是一個好作家,但一定是一個好讀者,確實會讀書了。

升級、打怪和焦慮

南方周末:做教授對你有什麽影響?

畢飛宇:一點點影響都沒有。從寫作生涯開始到現在,我一直是一個業余作者。我大學畢業之後當教師,一邊教,一邊寫;然後一邊做記者,一邊寫;後來到了文學期刊,一邊做編輯,一邊寫。現在我到高校去當教師,還是一邊工作一邊寫。

其次,以我的學養,以我的能力,根本就不可以去做教授。瘋了,我這樣的人怎麽能做教授呢?我平時在家寫作,再為學生開一點有關文學的、主要針對短篇小說的講座。像文藝美學、文學史,有很多太好的教授去做,我就不做了。我說沒有影響還有一個原因,如果我哪一天不寫了,我不需要借口,是因為我不寫了。

南方周末:業余作者和職業作家有什麽區別?

畢飛宇:對我來講,做業余作者,最大的體會就是心思很單純。我不讓自己有壓力,壓力來的時候我就告訴自己,我是個教書的,是個當記者的,是個編輯。我想寫就寫,不想寫就不寫。

我沒有放棄過,但如果有一天放棄了,不是問題。

我最不喜歡的是這個:明明不想寫了,但屈服於命運的魔力,屈服於自己的成就,在那里硬撐。這不好。雖然我現在差不多是個職業作家,但在心理上,我始終告訴自己:你是一個業余作者。這有意義嗎?有。我喜歡業余愛好的純度。

南方周末:有沒有哪位學生給你留下深刻印象?

畢飛宇:有,我在華南一所大學兼職,也上課。但是不一樣,我不講經典,就是幫著分析同學們的習作。這也很有意思。

我碰到的第一篇小說是關於升級打怪的,我不知道什麽是升級打怪,我就把小夥子留下了,一起去爬山,去喝咖啡。小夥子反過來給我上了堂小說課,告訴我升級打怪的小說是怎麽回事。老實說,我很開心。他還批評我,你寫《青衣》有什麽意思?無非就是一個唱戲的。

南方周末:那個學生本人是什麽樣的?

畢飛宇:他當時大概三年級,個子很高,名字我不記得了。他給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寫作,就是焦慮。他沒有說,我猜是這個意思:“我的小說如何能變成錢?”

每升一級,就意味著吸引一部分讀者,再升一次級,又一個懸念出現,又一幫讀者進來,點擊量就是錢。我沒有和他交流這問題,就是覺得潛臺詞很明白:如何把組織漢字變成一個掙錢的行為,寫作就是變現。

在上個世紀末,韓東搞了一次“斷裂”,那是精神性的,就寫作而言,寫作的邏輯並沒有斷,但是現在,我要說,傳統文學和當下的寫作出現斷裂了,我估計,全新而複雜的文學局面即將來臨。

南方周末:那你怎麽和這個學生分析呢?

畢飛宇:小夥子很焦慮,他渴望我幫助他。我是跟他這麽說的:“有關這一路的小說,你可以當我的老師。如果你想得到我的幫助,你就必須放棄你的升級打怪。”他最終也就不來了。

王國維講得特別對,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確實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