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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要真正進入課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9日《南方周末》,原標題《一套小學性教材掀起的風波 什麽是好的性教育?》)

編者按:一套小學性健康教育讀本引起廣泛關註,讓讀本編撰者和校方始料未及。其爭議背後,凸顯我國現階段義務教育性教育的種種不足。我們嘗試從應該如何看待及進行性教育、性教育的民間探索兩個維度,展開觀察並刊發文章,以饗讀者。

方剛:性教育應該始於出生,終於生命終止。出生零歲就有性教育,父母親密關系的實踐、原生家庭的狀態對孩子就是一種言傳身教的性教育。

李銀河:性教育是否做好的關鍵指標,就是能否通過性教育避免婚前懷孕。國內現階段的性教育課時缺位、師資薄弱和教材匱乏都是阻礙性教育推動的阻力。

近日,杭州蕭山一位二年級學生家長在微博上曬出一張含有“男女生殖器相關介紹”的圖片,吐槽學校發放的性教育教材尺度太大。網絡上,一向羞於談性的中國人炸開了鍋,討論熱烈空前。

與之相對的,是該書編者的緘默。2017年3月4日,北京師範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通過其微信公號“愛與生命”對外回應教材引發的爭議,稱在兒童性教育普及中,對生殖器官的正確命名有重要意義。

三天後,南方周末記者從蕭山高橋小學教務處相關負責人處獲悉,校方決定暫時收回該套教材。該負責人解釋,兒童性啟蒙教育的缺失是社會共識,但學校和家長在教育理念上有所不同。校方表示,今後會通過組織專家專題講座、同伴互助等方式,加強校方與家長的溝通,探索出針對兒童性啟蒙最佳的教學方式,待形成共識後再使用相關教材。

幼兒時期性教育正當時?

本次引發關註的“敏感”內容是《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二年級“身體發育”單元“人的誕生”主題中“我從哪里來”的內容和五年級“性別與權利”單元“預防兒童性侵害”主題中的相關內容。

一些家長認為讀本中對人體生殖器官的“直呼其名”尺度過大,對尚處小學一、二年級的孩子普及這些性知識有些超前。對此,涉事的杭州蕭山高橋小學表示,這套圖書並非學校的課程教材,而是“圖書漂流”活動的書籍,供全校師生傳閱。

北京師範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回應稱,部分網友和媒體在討論中使用的截圖並不完整,而教材的初衷是希望讓兒童科學地認識陰莖、陰囊、陰道、子宮等生殖器官,了解它們與身體的其它器官一樣重要。

讓孩子在性健康教育課堂上自然、大方地說出生殖器官的科學名稱,了解自己誕生的過程,有利於兒童樹立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生命的意識。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社會學家李銀河所認同的觀點,她認為,幼兒時期就普及性教育是合適的,“小學階段講一些性知識,例如:孩子是怎麽生出來的,當他不清楚不明白的時候,小孩會把這些當成是普通的知識接受下來。就算聽到陰莖、陰道這些詞,孩子也不會像大人產生聯想。”

北京林業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性學專家方剛也堅持,性教育應該始於出生,終於生命終止,“出生零歲就有性教育,父母親密關系的實踐、原生家庭的狀態對孩子就是一種言傳身教的性教育。”

教材截圖在網絡引發熱議後,關於教材的更多細節也被細心的網友刨出。在《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五年級下冊中,教材引入了性取向的概念,告訴孩子們同性戀也是正常的。

對此,華中師範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彭曉輝力挺,他表示性別平等不僅指男女平等,也包含性少數群體的平等,這與國際的主流價值觀一致。方剛認為,對同性戀報以平等、接納和尊重是負責任的態度,青少年因不了解而產生的偏見可能會使同性戀群體受到傷害。同樣的,李銀河也在研究中發現,同性戀少年少女的自殺率和自殺傾向往往高於異性戀人群,“他們因為無知而陷入驚恐,甚至遭受到校園霸淩”。而這與性教育中關於性傾向內容的空白存在聯系。“同性戀的內容相當重要,一來是幫助性少數群體認識自我,同時教會異性戀孩子如何對待與自己性傾向不同的人。”李銀河說。

事實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也提到,全面的性教育包括價值觀、人際關系、性行為、人類發展、性與生殖健康等六個方面的內容。

李銀河指出,性教育是否做好的關鍵指標,就是能否通過性教育避免婚前懷孕。在瑞典,初中孩子的家長就會教育子女如何避免意外懷孕,出門提醒要攜帶避孕套。據新華網2017年2月報道,中國公立醫院每年進行的流產手術高達1300萬例,其中65%的人流者為20至29歲的未婚女性;50%的女性是由於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導致意外懷孕;同時,77%的受訪者表示對避孕並不了解或感到困惑。

除了意外懷孕,遭受性侵害對青少年造成的身心創傷更為觸目驚心。

尺度大不大誰說了算?

得知校方撤回爭議教材的消息,多位性學專家和性教育領域的行動者表示惋惜。彭曉輝直言,尺度大小存在很大的主觀性,非專業人士的認識不能淩駕於專業人士的認識。“考慮到國人目前的采納程度以及性學的內在規律,應以系統科學的國際規範作為依據,同時適度考慮國情,而不是以少數人的判斷作為依據。”

彭曉輝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北京師範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在編寫該套教材時,他曾受邀作為顧問,參與專家研討,專家組並未認為尺度過大。

引發爭議的《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的主要編寫者劉文利,系北京師範大學認知神經科學與學習研究所副教授。

1988年8月,當時的劉文利還是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研究生二年級的學生。那年,國家教委和國家計生委聯合發出《關於在中學開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把性教育納入中學教育的內容,此舉對中國性教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劉文利把碩士論文研究課題選為青春期性教育,這也開啟了她數十年的性教育研究。

1992年,劉文利的碩士論文在中國發表,其中部分數據分析和研究結論被寫進《中國當代性文化——中國兩萬例“性文明”調查報告》。但在1990年代,中國的性教育研究方興未艾。1992年,時任華中師範大學生物系講師的彭曉輝開設了一門性健康教育的專業選修課程。為了順利過關,彭曉輝把課程名字定為《性生物學》,好讓課程看起來更接近自然科學。開課前,彭曉輝擔心選課的學生人數達不到開課的下限,他私下里說動班里的學生幹部,幫忙發動同學選課。

當時,已經在國內性教育圈內小有建樹的劉文利選擇出國深造。1998年至2003年,她拿下了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兒童發展碩士和博士學位,而兩篇論文都是關於中國父母如何在家庭對孩子進行性教育,以及什麽因素影響父母跟孩子談性。

2005年,劉文利回國,到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將性與生殖健康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課程體系”是她的一個夙願。2007年,機會出現了。得到基金會支持,劉文利組建了北京師範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在北京市大興區行知學校開始了一場為期6年的性教育實踐探索。

《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正是醞釀、成型於斯。起初,試點學校的老師曾以為,性教育就是講生殖器官和性行為。6年內,團隊通過教師培訓、家長訪談、參與式課堂實踐逐漸轉變校方和家長的觀念,研發出了小學1~6年級的性教育課程內容,每個年級分上、下冊,每個學期六課時,也就是今天人們看到的《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

據課題組介紹,9年的試驗過程中,課題組成員和試點學校教師一起備課、修改教案、準備教學材料;在教師上課時,觀摩課堂教學,做觀察記錄;課後一起分析課堂教學過程,總結教學經驗,提出改進建議;學期末,召開教師教學經驗總結交流會,分享教學體會,對讀本提出修改意見。通過制度化的教師研修,使教師能在課堂上準確地傳遞性健康教育內容。每學期,課題組還針對學生進行課前和課後的監測,得到可靠數據,以檢查教學效果和性健康教育對學生成長的影響。據悉,目前這套讀本仍在包括行知學校在內的北京市18所民辦打工子弟學校作為性健康教育校本課程教學材料使用。

性教育讓青少年懂得思考、判斷

一整套經過嚴謹設計、試驗、反饋、修訂和監測的性教材卻在網絡引起軒然大波,這令編寫組和性學專家都始料未及。

在李銀河看來,長期以來,國人“談性色變”,至今給性教育帶來阻礙。她仍記得,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時任總理周恩來就曾提倡要在民眾中普及性教育,此觀點也得到了彼時醫學界權威吳階平等人的支持。

“面對孩子問自己是從哪兒來的,多數中國父母就說是撿來的,或者是石頭縫里蹦出來的,不能用科學的語言來表述,不想告訴他,實際上是害怕。”李銀河指出,當前中國家長在性教育方面存在的最大誤區,就是“總用成人的心理來猜測兒童”。她強調,大人理應用正確的語言和實際的方式來對孩子進行性教育普及,而非把性塑造成“神秘又骯臟”的東西。

而彭曉輝的看法則更為犀利,他認為,目前中國家長99%都是性盲,並不具備性教育能力。

“盲目反對無用,我們以前的教育沒有到位”,彭曉輝呼籲教育改革,全面普及學校的性教育,防止未來的家長也陷入相同的性教育盲區。

在彭曉輝的課堂上,曾有女生回憶兒時與鄰居男孩出於好奇,互相撫摸對方的身體。進入青春期後,女生和閨蜜談起往事,她被閨蜜質疑“已經不是女孩子了”。

故事背後更暗藏著錯誤的性觀念。作為國內賦權性教育的倡導者,方剛認為寄希望於簡單的禁止並不可取。他相信好的性教育是引導青少年思考什麽是最好的。“任何一個問題,把各種可能性都呈現出來:好的、壞的、有哪些風險。青少年思考的過程就是學習和對自己和他人負責的過程。很多人錯誤地理解了賦權性,以為賦權就是把權力給了年輕人。實際上,是增能賦權,是讓受教育者自己思考、判斷、做出選擇。”

讓性教育進入課堂

對於青少年性教育重要性,學界早已達成共識。近年來,要求將性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階段課程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2015年全國兩會,多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建議,應將防性侵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課程;呼籲落實四部委保護未成年人意見精神,填補全國性防性侵教育教案空白;呼籲加強對未成年人社會監護制度建設,填補法律法規制度空白。

事實上,2008年,教育部就曾發布《中小學健康教育指導綱要》,明確要求小學一、二年級學生應該了解掌握“孕育生命”“成長的基本知識”和“我從哪里來”等內容;在初中階段,學生應該掌握“識別容易發生性侵害的危險因素,保護自己不受性侵害”的知識和技能。2011年,國務院發布的《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年)》又明確提出“把性與生殖健康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課程體系”。

但在現實中,迫於學業壓力和專業師資的匱乏,性教育課程往往被迫“讓道”。

在李銀河看來,國內現階段的性教育課時缺位、師資薄弱和教材匱乏都是阻礙性教育推動的阻力。李銀河認為,生理衛生課本通常只是從解剖學和生理學的角度講生理常識,並不能稱之為性教育課本。

同時,一些沒有經過培訓的老師本身也缺乏正確的性知識,在開展性教育時往往把錯誤或者帶有歧視性的觀點帶入課堂。

文件落地無聲,正在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性教育舉步維艱之時,民間公益組織的探索或許值得借鑒。

孫雪梅回憶,2013年在雲南省漾濞縣3所鄉村學校開第一課時,有位校長只聽到一半就走出了教室,她直到媒體後續報道時才得知校長擔心“這些從未提及的內容把孩子教壞了”。回去後,團隊把情況向各路專家反饋,集中對教材的各個細節逐一修改,例如:不在留守兒童面前頻繁提及爸爸媽媽,而用家人代替;如果別人碰了讓你覺得不舒服或者你的家人覺得不好的話,也可以說“不”等等。

紮實地把課程做好,建立可複制的模式,孫雪梅說這是她現在想做並且正在做的事。在性教材風波中,她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這套教材在多個購書平臺已經售罄了,這說明大家都在找好的教材。

“有爭論也是好事,過程中又多了一次常識的普及。任何事都是循序漸進的,慢慢地脫敏,相信未來可期。”孫雪梅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