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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30日,鬥魚“網紅黨支部”舉行成立儀式。(鬥魚公司供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7月6日《南方周末》)

“網紅黨支部”成立時,共有18名“網紅”黨員。12名是鬥魚本身的員工,其他6名分別來自成都、鄭州、上海等地,“有1名主播是直播遊戲題材的,另外5名直播戶外運動和生活題材。”

黨員主播在進行直播時,都會佩戴上黨徽,主動接受大眾監督。“黨員也可以直播唱歌跳舞等內容,並不是說黨員一定要播黨章,只要不違反道德和法律,唱歌和跳舞也可以成為一種正能量。”

“哪里有重大輿情需要澄清,哪里有謠言需要粉碎,哪里有新政需要解讀,鬥魚正能量網紅可以隨時出擊,幫助黨委政府消除網友誤解,第一時間傳遞正向能量。”

在中國共產黨“七一”建黨紀念日來臨前,活躍在移動互聯世界的“網紅”黨員們第一次有了黨組織。

2017年6月30日,全國首家“網紅黨支部”在鬥魚直播平臺成立。鬥魚是武漢一家專註於網絡直播的互聯網公司,於2014年成立。2016年3月,鬥魚成為湖北首家“獨角獸”公司(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初創企業),並在當年累計融資金額超過20億元人民幣,是國內目前最有影響力的網絡直播平臺之一。

這些年,有越來越多民營公司成立了黨組織。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布的《2016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6年年底,185.5萬個非公有制企業已建立黨組織,占非公有制企業總數的67.9%。

鬥魚成立“網紅黨支部”也是順勢而為。鬥魚CEO張文明告訴南方周末,要通過成立“網紅黨支部”,把本公司的黨員網絡主播組織起來,按照黨章要求,過嚴肅規範的組織生活,“在網絡直播活動中旗幟鮮明地傳遞黨的聲音,傳播社會正能量,直播到哪里,黨建就推進到哪里。”

上級很重視

2016年5月,鬥魚在公司層面成立了黨支部,並在一年後將其升格為公司黨委。在日常運營活動中,鬥魚公司漸漸萌生出成立“網紅黨支部”的想法。

按照組織程序,成立新的黨支部只需上級黨委批複同意即可,不過,鬥魚黨委書記袁剛說,“我們鑒於網絡主播的敏感性,慎重起見,就向上級做了申請。”

今年6月上旬,袁剛先後向區、市兩級組織部門和武漢市網信辦做了匯報。6月下旬,袁剛作為湖北省黨代表,在省黨代會期間向省委組織部領導提及此事。對於鬥魚要成立“網紅黨支部”的想法,各級組織都表示了積極支持。

“效率很高。”袁剛說,在他向上級匯報之後,組織部門直接派專人到公司就成立“網紅黨支部”的相關事項進行指導,“包括支部委員的確定,刻黨支部的印章,擬定支部成立後第一次活動的主題,以及支部成立儀式的每一個環節,都是在組織部門的指導下完成的。”

除了組織部門外,各級網信辦也給了鬥魚不少支持。袁剛向南方周末透露,鬥魚成立“網紅黨支部”系全國首家的說法,是得到了中央網信辦的同意後才使用的。關於“網紅黨支部”的名稱,鬥魚公司本來擬定的官方名稱就是“網紅黨支部”,在省市網信辦的建議下,名稱被改為“網絡主播黨支部”,不過同意鬥魚將“網紅黨支部”作為對外宣傳時的稱呼。

“網紅黨支部”的黨支部書記是“90後”女生古娜,她本來就是鬥魚的一名網絡主播。在6月30日舉行的“網紅黨支部”成立儀式上,在湖北省主要商業網站和互聯網企業黨建工作負責人的見證下,8名“網紅”黨員在古娜的帶領下重溫了入黨誓詞。

隨後,“網紅黨支部”開展了第一次主題黨日活動。“黨日活動的主題是組織部門草擬的——充分發揮黨員在網絡直播中傳播正能量的先鋒模範作用。”古娜告訴南方周末,當天由於有其他公司的領導和不少媒體在場,“網紅”黨員們開始非常嚴肅和緊張,袁剛鼓勵大家放松點後,“網紅”黨員們開始暢所欲言,分享了自己在直播過程中傳播正能量的經歷和經驗。

在“網紅”中尋找黨員

鬥魚“網紅黨支部”成立時,共有18名“網紅”黨員。

在籌備階段,為了確定“網紅黨支部”的第一批成員,公司黨委在鬥魚的網絡主播資料庫中尋找黨員,經過梳理後發現,網絡主播中的黨員數量並不少。

經過幾番篩選,並觀看這些主播過往的播出內容後,鬥魚公司黨委選定了6名“網紅”黨員。隨後與這些主播取得聯系,在6月下旬將他們的黨組織關系轉入到鬥魚黨委。6名“網紅”黨員分別來自成都、鄭州、上海等地,“有1名主播是直播遊戲題材的,另外5名直播戶外運動和生活題材。”古娜透露。

除了從網絡主播資料庫篩選出的這6名黨員主播外,其他12名黨員主播都是鬥魚本身的員工,他們為鬥魚的官方直播賬號服務,專門負責直播正能量內容。總體來看,“網紅黨支部”的18名黨員年齡集中在24歲左右,都是專職主播,沒有其他職業。

在黨支部書記的人選上,鬥魚黨委書記袁剛認為最重要的考量標準是,“要選擇一個思想政治素質必須過硬的人。”在鬥魚公司,古娜不僅是一位網絡主播,還是公共事務主管,同時也是鬥魚公司黨委副書記。在袁剛的提名下,經過投票,古娜順利當選了“網紅黨支部”的黨支部書記。

“網紅黨支部”發展黨員的規劃是,在組織建設工作完善後,再逐步把隊伍規模擴大,一方面吸納更多的“網紅”黨員加入其中,同時發展和培養思想素質過硬的網絡主播在“網紅黨支部”入黨。不過,袁剛告訴南方周末,“對主播中想入黨的積極分子,發展他們會比較慎重,要進行仔細考察,會把他們過往所播的內容進行嚴格審查。”

有了黨組織,“網紅”黨員們的直播內容並沒有被特別限制,袁剛說,“黨員也可以直播唱歌跳舞等內容,只要不違反道德和法律,唱歌和跳舞也可以成為一種正能量。”

“網紅黨支部”成立後,宣傳帶動的效果十分明顯,已有10名“網紅”向鬥魚主動提出了加入的意向。古娜透露,其中有8個主播本身就是黨員,希望把組織關系轉入到“網紅黨支部”,還有2名主播向黨支部表達了入黨意願。

民營企業的黨組織,有一項職能是收取黨員員工的黨費。鬥魚成立“網紅黨支部”後,支部內的“網紅”黨員需要向支部繳納黨費。據南方周末了解,“網紅黨支部”會嚴格按照中央規定收取黨費:每月工資收入(稅後)在3000元以下(含3000元)者,交納月工資收入的0.5%;3000元以上至5000元(含5000元)者,交納1%;5000元以上至10000元(含10000元)者,交納1.5%;10000元以上者,交納2%。

對於如何向外地的主播黨員收取黨費問題,古娜說,公司設立了一個對公賬戶,專門用來收取黨費,“加入‘網紅黨支部’的黨員主播,都是和鬥魚簽約了的‘網紅’,我們了解他們的收入情況。”

事實上,“網紅”並不像公眾想象的那樣都是高收入人群,“目前這些黨員主播收入都很低,大概就幾千塊錢。”袁剛透露,“可能有粉絲在平臺上送禮物給他們,但那些收入是浮動的。”

“網紅黨支部”成立後,支部里的黨員主播在進行直播時,都會佩戴上黨徽,亮明黨員身份,主動接受大眾監督。

在鬥魚直播一個名為“正能量”的欄目下,鬥魚官方開設了一個名為“鬥魚黨宣”的直播賬號。鬥魚總編輯李喆告訴南方周末,“鬥魚黨宣”是專門為了配合網紅黨支部的成立開設的,在這個賬號中直播時,“網紅”就再也不同於每個人一個賬號的“草根網紅”,而是代表鬥魚官方直播一些內容。“網紅黨支部”最早的12名鬥魚公司的黨員主播,其主要工作就是為“鬥魚黨宣”這樣的官方賬號提供直播內容。

南方周末發現,“鬥魚黨宣”的直播間粉絲超過八萬人,往期直播的內容以宣傳先鋒人物為主,如探訪“光谷好片警”張文昌、關山社區黨委書記賀璐等。未來要播出的節目則包括,對紅色文化旅遊的宣傳直播,如“走進紅安將軍縣”和“探訪陳潭秋故居”等。

在探訪“光谷好片警”張文昌的直播中,“網紅黨支部”書記古娜和另外兩位黨員“網紅”一起出鏡,她們三人雖然是代表了公司官方做黨宣直播,但依然保留了“網紅”傳統的輕松親切風格:在去警務室的路上,三個主播輪番猜張警官是什麽星座;直播過程中,他們也積極和粉絲互動,有粉絲進入直播間開始觀看,他們也會和粉絲打招呼。

在“鬥魚黨宣”的直播間中,南方周末發現,打賞最多的用戶是“龍遊四方”,頭像是鬥魚黨委書記袁剛的照片。“‘龍遊四方’確實是我的賬號。”袁剛說,他想通過這種方式來吸引其他人更多來關註這些內容,“這個欄目剛開始起步,需要一個培育期,我通過這種方式給主播們打雞血。我送(禮物)了之後好多人也跟著在上面送。”

在鬥魚公司黨委的構想中,“網紅黨支部”的一部分黨組織生活也是圍繞“鬥魚黨宣”展開的。黨員主播策劃直播題材,進行先進人物和紅色文化旅遊地的探訪,其他“網紅”黨員在線上觀看直播,是“網紅黨支部”開展黨課和黨的主題日活動的重要形式。

“正能量”系統工程

新成立的“網紅黨支部”,已是鬥魚黨委成立的第四個黨支部。作為一家民營公司,鬥魚對於黨建工作顯示出超乎尋常的重視。

2016年5月,鬥魚公司決定籌建黨支部時,由公司分管人力和行政的副總裁袁剛擔任黨支部書記。在黨支部成立之初,袁剛向鬥魚CEO張文明提出,建立黨組織可能需要花銷一些費用,張文明回複他,“要多少錢給多少錢,只要你們做,我是全力支持的。”

按照相關規定,鬥魚公司可以直接建立黨委,上級組織部門也建議鬥魚直接成立黨委,但是袁剛拒絕了。袁剛的想法是,要把黨組織的建設一步步做好,“如果成立黨委的話,要求更多、壓力更大。”

經過一年多發展,鬥魚公司不僅將黨支部成功升級為黨委,鬥魚旗下黨員人數也從最初建立黨組織時的65人增長到了178人。據南方周末了解,這些新加入的黨員中,有一部分新員工本身就是黨員,此外鬥魚自身黨組織也培養了不少入黨積極分子,2016年發展新黨員2名,2017年上半年發展新黨員14人。

鬥魚之所以如此重視黨建,與去年初發生在鬥魚直播平臺的“造人”風波不無關系。2016年3月,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協調部署有關部門,嚴肅處理了鬥魚“直播造人”等涉嫌傳播淫穢視頻事件中的責任人和責任單位。

光谷“互聯網+”辦公室相關負責人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鬥魚的學習能力和響應速度十分驚人,“造人”風波發生後,鬥魚迅速做了四件事,這其中就包含成立黨支部。

這之後,鬥魚開始推進正能量“系統工程”布局。2017年1月,鬥魚在網站上開設了“正能量”欄目,該欄目主要直播政務、公益、農村、健康、文化等內容。袁剛的設想是,“先把正能量欄目做起來,要先有一塊輿論陣地,有一定影響力了以後,再成立‘網紅黨支部’,圍繞黨支部打造一支正能量直播隊伍。”

“正能量”欄目被鬥魚黨委視為工作的重中之重,鬥魚總編輯李喆說,“正能量”欄目需要的所有資源公司都是無條件滿足的,“黨建活動的相關直播,由於成本較高,很難實現盈利,需要依靠公司補貼。鬥魚已經花費了超過一千萬元在‘正能量’欄目的建設上。”

之所以鬥魚公司黨委做了這麽多“正能量”布局,在袁剛看來,“如何堅持積極健康向上向善的基調,不斷傳播正能量,是網絡直播平臺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鬥魚成立“網紅黨支部”的前一天,鬥魚的多家競爭對手就因為網絡主播存在問題而被相關部門查處。6月29日,文化部部署多地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機構,對50家主要網絡表演經營單位進行集中執法檢查,虎牙直播等30家內容違規的網絡表演平臺被依法查處,12家網絡表演平臺被關停,共關閉直播間11929間,整改直播間18977間,處理表演者31347人次,解約表演者9721人。

“網紅黨支部”書記古娜認為,國家對網絡直播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直播平臺是一個輿論陣地,“直播的過程中如果發生了不好的事情,可能會產生很嚴重的負面效果,如果負面內容多,對公司運營也會產生很大的風險。”

“‘網紅黨支部’區別於鬥魚其他黨支部的特點是,網絡主播帶動和影響的人群多,對黨員的標準和要求更嚴格,這對‘網紅黨支部’的建設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充分發動這些黨員主播的積極性。”古娜說。

鬥魚公司的官方說法是,個別直播平臺做出過一些出格的行為,破壞了行業生態,導致社會對於主播這個行業不是很認可,鬥魚希望通過成立“網紅黨支部”,在直播的內容方面有所拓展,傳播向上向善的社會風氣,推動社會公德的建設。

“哪里有重大輿情需要澄清,哪里有謠言需要粉碎,哪里有新政需要解讀,鬥魚正能量網紅可以隨時出擊,消除網友誤解,第一時間傳遞正向能量。”鬥魚公司向南方周末提供的材料顯示:“未來,鬥魚將加大在‘網紅黨支部’正能量直播的投入,在‘網紅黨支部’正能量傳播的各種途徑和手段上再用功力,更好地為各級黨委政府,以及行業的良性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和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