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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文翁路的學而思校區里,晚上六點後,學生都在上補習課。(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3月15日《南方周末》)

只要重點大學和重點高中的入學機會是稀缺的,家長給孩子“增負”的需求就難以降低。

“教育的本意是‘教養’,但是現在社會的教育焦慮不是為了教養,而是為了獲得進入更高社會的門檻和更多的機會。”要改變這點,社會要給普通人提供更多階層流動通道。

“如果需求側不發生改變,供給側的調整就無法治本,甚至會導致教育培訓市場在大規模清理整頓之後,被少數幾家壟斷的現象。”

93%的中國內地父母,都正在或曾經為子女支付私人補習費用,高出63%的全球平均水平。這是匯豐銀行發布的2017年全球調查報告《教育的價值》中的調查結果。

根據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誌文的觀察,10年前,一線城市上輔導班的家庭還不到30%,現在,北京、上海的家庭年度輔導班開支超過10萬元的比比皆是。十年時間,校外輔導從“可選項”變為“必選項”,幾乎成了學齡孩子家庭的常態。

“減負”政策也隨之從校內延展到了校外。2018年2月底,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總局等四部門印發了《關於切實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開展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的通知》。

該通知最為人們關註的有三點:要求堅決糾正校外培訓機構開展“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等不良行為;堅決查處將校外培訓機構培訓結果與中小學校招生入學掛鉤的行為;堅決查處中小學教師課上不講課後到校外培訓機構講,並誘導或逼迫學生參加校外培訓機構培訓等行為。

南方周末記者多方采訪家長、老師和校外機構,發現校外培訓的癥結在校內。因為優質教育資源有限,為了考上更好的學校,家長在“減負”的校內學習之外給孩子“自主增負”。因為家長的需求旺盛,校外輔導機構的市場就格外火爆。

對於校外輔導機構,一位家長說,憎惡談不上,主要是焦慮和無奈,孩子累、收費高,“我肯定也不喜歡它,但不得不把錢交給它”。

重點大學名額有限,補不補?

葉非是一名上海三年級女生的父親。從幼兒園中班開始,他們家就走上了校外培訓之路,一開始是興趣班,“小主持人”、武術之類。也報了“看圖說話”課,其實是語文輔導,因為家長群里在傳播一種焦慮,如果不補拼音和寫字,一年級完全跟不上。

進入小學,他們開始讀校外機構“學而思”的奧數班,早先還因為入學名額緊張,需要早早排隊。三年級,他發現女兒英語落後了,於是加上了英語課。“語文沒報,實在是沒有檔期了。”他說。

他家的校外輔導主要安排在周末,占掉一天半時間。大人需要陪讀,基本是坐在教室外面刷手機。每個月的校外輔導花銷在3000元以上,算是少的。

葉非的女兒說,“班級里很多都補”。數學語文應該補,英語是必然補,因為家長會上老師說了“如果你小孩真的要學會英語,必須要在外面補”。

因為公立學校的英語教學要求太低,遠遠達不到升學選拔的要求。比如葉非女兒現在三年級,剛把字母學完、開始學打招呼,但在校外輔導班已經教“祈使句”了。而一些來自名校的學生已經學過了祈使句、過去時這些知識。

為什麽要趕上他們的進度?主要是為了小升初的選拔。對於目前滬上炙手可熱的民辦名校來說,面試就是為了擇優,並不以“綱”為限,英語面試“超綱”就是很自然的。雖然相關部門也給了各種限制,比如小升初的面試不允許選拔類的測試、不能帶紙筆進去,但是葉非了解到,有的現場會一人發一個iPad作答。

只要名額有限,學生就會競爭。“並不是我們家長神經病,一定要把孩子逼死。孩子是自己的,教委怎麽可能比家長更愛我們的孩子呢?如果學校里教的和選拔機制匹配了,我們就不補。”葉非說。

一位在廣州兩所校外輔導機構教語文的老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與考試內容相比,現在校內的教材太簡單了,更像是活動大綱,沒有豐富的習題和講解。“教材不講,但考試都會考”。學生們只好去上輔導班、買參考書,因此也活躍了教輔書市場。

“在重點大學入學名額有限的情況下,誰敢放松課業?學校減負,減少教學時間和作業,那正好被課外培訓機構接手。”他說。

校外的應試教育“幹貨”

在校外輔導機構的教學中,讓葉非最不滿意的,是過於應試。從前他寄期望於激發孩子興趣的地方,卻承擔起了從前學校的角色——填鴨式教學。

比如最近,他三年級的女兒用了兩個小時,就在校外輔導機構學完了數學的“分數”,用一些朗朗上口的口訣解出了題,但是對於這個概念到底什麽含義,“孩子是懵的”。

校外機構會把知識點細化成一個個關卡,孩子學完了就會在“成長樹”上打個鉤,解鎖新成就。葉非說,這讓家長看到花錢的效果,但是知識的積累和“吃透”很難衡量,“成長樹”的方式更直觀,雖然孩子可能不是“學會”,只是“記住”。

在一家著名校外輔導機構教書多年的老師王強也對南方周末記者坦陳了這種功利性。

按照正常的教學順序,英語是“課文-單詞-語法”三步,數理化是先有問題導向,再引出理論和分析。但是在輔導機構,會直接砍掉“課文”和“問題導向”的部分,直接進入“幹貨”,背單詞、記解法。他說,其實這符合不少學生和家長的願望,他們不覺得積累和循序漸進有什麽用,認為是在浪費時間,看不到效果。

對於學生來說,應試習慣甚至已經阻礙了正常交流。比如在語文作文中,學生不關心文章怎麽寫得好,只關心得分點,看到“記敘文寫作註意情節的抑揚起伏”這樣的要求,會問:“是不是有句子交代‘抑揚起伏’就給分?”

“應試教育是真不分校內、校外的。”王強感慨,要“素質教育”肯定要淡化考試,但有選拔、有考試最終攔在那兒,就要分出高低優劣來,家長的焦慮總會爆發出來。

關於是誰在要求“應試”,一家培訓機構的創始人也委婉地說,在這個市場里,輔導機構是被動的一方,家長才是主動的。需求決定供給。

王強也說,確實存在“提前教學”的情況。對於學生來說,比別人學得早、別人不會時他會了、別人課堂測試還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時候他已經做熟了……這些是很有誘惑力的,而且一個“早學”就會帶動一片,很容易形成攀比。

此次四部委發布的專項治理通知,要求堅決糾正校外培訓機構的“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等不良行為。在王強看來,考慮到孩子不同年齡的接受能力、對思維成長的培養,這幾點確實應該規範、糾正,但是從具體實施來說,前兩者好辦,“強化應試”這一點較難界定。

以數理化而言,做題是不是應試?但是不做題就沒法講課了。以語文來說,很多人分不清應試和理論研究的區別,比如老師說“來,我教你考場作文框架”,這顯然是應試,但如果說,“來,我教你用‘思維導圖’構思文章”,聽起來就很“素質教育”,但在教學中其實二者差別不大。

此外,四部委的治理通知中有更細化的要求,“校外培訓機構開展學科類培訓的班次、內容、招生對象、上課時間等要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門進行審核備案並向社會公布。”

對此,一位培訓機構創始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些信息進行審核備案並向社會公布是可行的。但是具體到上課內容,其實監督會比較困

難,因為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比如你上報涉及了某個考點,具體的講課過程中,給學生拓展一下行不行?

2018年3月3日,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全國兩會上,回應“課後三點半”現象、補課亂象。(東方IC/圖)

火爆的培訓

上海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吳國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根據中國教育學會公布的報告,2016年中國中小學課外輔導產業的產值高達8000億元,相當於全國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江蘇省全年的財政收入。

以單個企業的增長,也能看出來這個行業迅速的攀升曲線。

在美國紐交所上市的公司“好未來”,前身就是中小學教育機構“學而思”。2018年2月末,好未來市值超過184億美元,大幅超越曾以出國留學為主業的教育龍頭公司新東方(144億美元)。

根據其年報,好未來在2010年上市後營收快速增長,2017財年營收達到68億元,較2016年增長68.3%,2012至2017財年營收增長646%。

在培訓人次上,好未來從2013年的82萬人次增長到2017年的393萬人次,2017同比增長高達163萬人次,急速擴張。

據2017年11月發布的《2017胡潤80後富豪榜》,37歲的第一大股東、董事長兼CEO張邦鑫以400億成為“80後白手起家首富”。

不僅是好未來如此,新東方集團2017財年總營收增長22%,其中,直接與好未來競爭的優能中學增長40%,泡泡少兒收入增長率超過55%。這兩項總營收已經占據新東方總營收的55%,新東方已經從一家出國留學培訓機構逐漸蛻變成針對學齡孩子的校外培訓機構。

一位曾任大型連鎖教育機構高管,而後出來創業的教育機構創始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從2000年起整個行業就開始變化了,越來越火,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的增加,小家庭有了剩余的財富可以放在培養下一代身上。

一般從一個家庭有了孩子開始,這個支出就產生了。在小學以前,有種類繁多的早教班、興趣班,上了學以後,仍然有興趣班、競賽班,還有學習輔導班。三年級以前,一般以興趣為主,三年級以後應試需求更多。

“現在,學生教育經費已經基本上成為了一個家庭除了房子以外的第二大支出了。”他說。

校外輔導的普遍費用是一節課200-300元,每節課兩小時。此外也有昂貴的培訓,比如音樂學院老師教鋼琴、與美國教育接軌的自然興趣班,一套課程全年花費數萬元。

王強說,“單獨看一套課程可能價格還好,關鍵是報五六門課的大有人在,這樣一年下來大幾萬就沒了。”

就教師收入而言,他透露,普通教師一般是一小時150-200元,專家更多。一位培訓機構的老師,如果每周安排16小時的課,加基本工資,稅後收入也能上萬,而且時間自由。在學校的老師每天去上班,收入也不一定高過這個水平,但是在校老師的好處是戶口、宿舍、固定假期,“在學校和培訓機構當老師,說白了就是體制內外的差別”。

求解三點半現象

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讓校外輔導機構成為一些家庭“標準配置”的一個客觀原因是,小學生放學太早,一般在三點半左右,被稱為“三點半現象”。

一位曾擔任上海市教育部門領導的采訪對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自己的外孫也在上小學,此前三點半左右放學是常態。放學以後沒地方去,他指著家對面的馬路,“這里面就有很多培訓機構,好多大樓里都有,有的在教育部門登記了,有的沒有”。

在他的印象中,“減負”之後,每節課的時間縮短了,從前一節課45分鐘、50分鐘,後來縮短到35分鐘或40分鐘。而且孩子們在校吃完午飯就上課了。上課時間壓縮了,放學時間就提前了。

葉非也說,自己的孩子一、二年級是下午三點半放學,現在是四點多,下午在學校是自修課和活動課,如果不想參加,家長兩點半就可以把孩子接出來,在外面再排一節課。

目前,在一線城市上班的家長,罕有能在下午五點半之前到家的。這樣的現實下,校外培訓機構實際上承擔了“托管”的責任,讓孩子在父母下班前去那里學習、寫作業。

2018年3月3日,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開幕會結束後,教育部部長陳寶生現身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的“部長通道”,記者向他提出了“三點半放學”的問題,他表示已有25個省份發布了符合各自實踐的政策措施,並列舉了北京、上海、南京、廣西探索的四種模式,對於校外托管班亂象,則將加強相關立法予以治理和解決。

自2000年以來,國家教育相關部門先後發過不同版本的“減負令”。在上海,先後規定小學不留書面家庭作業,中小學作業控制在1小時以內,學校不得占用學生休息時間集體補課,不得隨意增減課程門類、難度和課時等等。2017年,上海奧數“四大杯賽”中的三個或停辦,或更名。

南方周末記者看到一份《上海市基礎教育“減負”問題反思報告》,這是里瑟琦智庫基礎教育委員會在調研三十余位基礎教育教師和百余位學齡段家長的基礎上形成的報告。

報告顯示,針對2017年上海市政府提出將減負的著力點定在整頓規範教育培訓市場這件事,老百姓多數表示“不買賬”。很多人認為,學生負擔過重的背後是家長“自增負擔”,是家長為優質教育資源配置失衡“埋單”,“無奈”但“無悔”。

只要重點大學和重點高中的入學機會是稀缺的、優質民辦初中和廣大公辦初中之間存在培養標準的顯著差異,家長對孩子的自主增負就不會停止。

在一些教師看來,公辦學校教學大綱的要求已經非常低了,甚至可以說已經“無負可減”。減得越多,留給私立學校和培訓機構的空間越大。

在複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陸一的文章《日本教育減負30年反思》中寫道,1976年開始,日本實行了一系列減負政策,包括降低教學大綱標準、減少規定學時和公立學校去重點化。“寬松教育”產生了兩大現象:私立學校一票難求,以及課外補習成為家庭必備。

當“減負”約束公立學校後,想要受到更有競爭力的教育的學生都轉投私立學校。補習方面,根據日本文部省調查,全日本中學生校外補習比例從1976年的38%上升到1993年的60%,小學生補習比例從12%上升到24%。

幾十年來,課外補習產業蓬勃發展,經過一番市場競爭兼並,構成了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格局,由四家機構把持補習產業。且不說高昂的學費,許多家長發現,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預習準備,連較好的補習學校都進不去。

上述里瑟琦智庫的報告中說,“如果需求側不發生改變,那供給側的調整僅能治標而無法治本,甚至可能會導致教育培訓市場在大規模清理整頓之後被少數幾家‘存留’機構壟斷。”

在市場需求火熱的現實下,課外培訓市場上會不會形成日本這樣的壟斷型課外教育機構,已引起不少人士的擔心。

吳國平教授在意的則是整個社會流動的通道:“教育的本意是‘教養’,但是現在全社會的教育焦慮不是為了教養,而是為了獲得更高進入社會的門檻和更多的機會。如果社會不給普通人以通道、提供更多流動性機會的話,談‘減負’和‘素質教育’沒有意義。”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葉非、王強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