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事件,無疑是中國的崛起及其對全球經濟格局的影響。自從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成為第一大貿易出口國和第二大貿易進口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中國經濟的一舉一動就必然會成為一個全球性話題。

最近,美國以貿易逆差為理由,對中國單方面挑起貿易戰,中方以堅決的態度給予反擊,引發全球關註。有人甚至認為這是兩種經濟發展模式之爭,是兩種體制和意識形態的沖突。這種觀點邏輯上站不住腳,2007年,中國對美國的經常賬戶順差接近GDP的10%,2017年還不到2%,在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不斷縮小的今天,為何美國反而要貿然打起貿易戰?

一,美國挑起貿易戰的本質是國家利益之爭

經濟發展模式之爭的邏輯,也很難解釋為何上世紀80年代,美國會拿日本開刀,逼迫日本簽署“廣場協議”,以解決日本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問題。其實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日本的制造業,特別是汽車制造業對美國構成了威脅,影響到美國的經濟利益,加上日本貿易順差賺取巨額美元,購買了美國大量資產,讓美國感到了威脅,所以才對日本下手。

很顯然,今天美國拿貿易赤字問題向中國挑事,背後仍是經濟利益和國家利益作怪,具體表現在貿易爭端上,則是美國主張的單邊主義和中國主張的多邊主義之間的鬥爭。

從全球貿易和全球產業供應鏈角度看,因為各個國家發展階段不同,人口、教育、宏觀經濟、產業政策、金融資源、自然稟賦等不同,必然會根據自身情況參與全球產業的不同分工。但這種分工顯然有“高低貴賤”之別,處於貿易鏈低端的國家,獲取的附加值必然是較少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以蘋果手機為例,一項研究表明,每臺iPhone4的生產線上,中國公司獲得的利潤僅占到整機利潤的1.8%。由於蘋果公司緊緊攥住產品設計、軟件開發、產品管理和銷售等高利潤環節,絕大部分的利潤最終都流向了美國。

世界上沒有那個國家會心安理得地接受全球貿易格局下的“生產分工”, 追求更公平的貿易體制是所有國家的目標。工業化幾乎是所有發展中國家所向往的模式,發展高科技也是所有工業國的目標,即便像美國這樣服務業占GDP比重達到80%的國家,仍然希望“再工業化”。

所以,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隨著產業鏈的攀升,各國都希望能在全球生產和貿易分工能獲得更多價值,這種發展目標的趨同化,必然會引發全球經濟貿易格局和治理體系格局的調整,這才是導致貿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正是全球化的不同分工產生不同價值的分配,所以才會導致全球價值鏈上遊或下遊國家會設定相應的貿易壁壘,為了降低貿易成本,參與分工的國家應在協商層面上削減關稅,降低貿易壁壘,完善多邊貿易磋商體制,這才是解決貿易摩擦的正常途徑。

但是,美國的邏輯卻是:當我得益於全球價值鏈分工時,就覺得理所應當,當我的利益受損或受挑戰時,就要單方面發動貿易戰,認為全球價值鏈不公平。這是典型的霸權主義心態!

二,中國加速布局國際供應鏈調整

其實,隨著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上的攀升、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推進,全球化經濟貿易和治理體系格局大調整早已拉開序幕。特別是2008年經濟危機,全球科技創新放緩,經濟發展停滯,又進一步加劇了調整的可能性。貿易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興起,只是這種調整格局下的具體表現。

不可否認,中美之間也在尋找機會,減少雙方的互相依賴。比如美國,特朗普提出“利益優先”的戰略,目的是什麽呢?是發展美國能控制的國內和國際的產業鏈(包括創新和生產)。尋找像墨西哥、印度、越南等能替代中國的生產制造業國家。

但其實,中國的全球供應鏈重新布局也是早就開始了。

從中國制造企業本身來說,表現為轉型升級,根據世界消費格局的悄然變化,中國一些制造業廠家也在隨之調整全球產業鏈分工。比如部分中國鞋企已不再扮演代工的角色,隨著與國際企業在制造、研發設計、市場和品牌等環節合作加深,往價值鏈兩端延伸並逐漸掌握話語權,這些鞋企不僅不為他人做嫁衣,甚至還讓歐洲鞋企為自己的品牌做代工。這種“反代工”現象的出現,其實是中國產業鏈攀升的具體表現。

從國家戰略來看,中國一方面以構築全球自由貿易網絡為重點的自貿戰略,跟很多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另一方面以“一帶一路”倡議為抓手,構建以促進世界經貿大融合為重點的跨區域互聯互通戰略。

“一帶一路”建設的精神是強調開放合作、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與民心相通,這不僅有利於中國自身,也惠及參與該建設的沿線經濟體。

近些年來,全球新一輪基建投資大潮,對通信、港口、交通等基礎設施需求量非常大。根據《國際商業監測》發報告預測,隨著各國政府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到2030年,全球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將達57萬億美元,其中在57萬億美元投資需求中,水和水處理、能源及交通建設約占80%,成為國際基礎設施投資建設最主要領域。

中國通過“一帶一路”不僅對相關國家的基礎設施和區域融資方面提供大量的國際公共產品,還對現有全球經濟治理規則進行補充、升級與完善。“一帶一路”建設拉動基礎設施的投資,可以增加貿易量,對貨運、碼頭、供應鏈管理的需求也會隨之增加,開辟新的運輸通道,提供更多服務。

中國全球化的新布局,為中國在全球的投資和貿易挖掘了非常大的市場和潛力。美國僅占中國出口的20%左右,拋開韓國、日本和中國臺灣地區供應商,中國裝配商以及美國品牌和知識產權所有者,面對世界如此大的投資和貿易市場,美國貿易戰對中國的經濟影響非常微小。

三,美國阻擋不了中國的技術創新

這次中美貿易戰,被很多人稱為是中美之間圍繞高科技領先的貿易戰,是美國以知識產權為借口遏制中國的科技崛起。這觀點有一定道理,從美國公布的征稅產品也可以看出來。

4月4日美國公布的500億美元征稅產品,涉及的航空航天、信息科技、通訊工程、自動化機器人、醫療設備等高科技,就是《中國制造2025》計劃中受益的領域。

但是,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取決於資本、科研投入、市場規模、法治環境、應用場景等很多因素,光靠一個國家的遏制,是阻擋不了中國的技術創新和科技崛起的。

中國的技術創新,靠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是自主研發,一方面是通過跟其他國家獲得技術轉讓。美國的高科技封鎖和保護只會在美國發揮作用,但美國並不壟斷所有技術,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的吸引,意味著我們仍然能夠挖掘來自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技術轉讓機會,比如德國、以色列、韓國、日本和中國臺灣的先進制造技術。而且,由於美國的國家安全審查,中國很多技術並非來自美國,而是其他國家的轉讓。

更關鍵是,中國對高科技的原創和研發能力十分驚人,也進展飛速。以人工智能(AI)為例,中國已成為該領域重要競爭者,並緊追美國這個領頭羊。在應用層面與美國不相上下後,開始向核心技術領域進發。

2017年8月底,騰訊研究院發布報告稱,在AI領域,美國領先,中國次之。不過,中國在該領域的獲投率(企業獲得投資的比例)超過美國,呈後來居上之勢。互聯網公司巨頭及活躍的VC(風險投資)、PE(股權投資)正在加碼對中國AI領域的資本布局。清科集團私募通數據顯示,2010年到2017年5月,中國AI領域共發生2218起投資事件,涉及投資金額達668.42億元人民幣。

騰訊研究院研究員俞點曾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因為美國知名的AI芯片企業Nvidia在2017年獲得273多億元人民幣的巨額融資,導致差距瞬間拉大了。但在去掉這個數字後,中美之間的差距還是要大於2016年的。不過,這些差距主要集中在技術層面,比如說芯片之類。從應用層面來看,中國的融資額度正在逼近美國,中國企業在人工智能應用場景上做得非常好。”

除了AI,在高鐵、移動支付、核電站等領域,中國因為占有巨大的市場規模和強大的應用場景,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成為國際資本追逐的投資對象。

四,貿易戰對美國傷害最大的是資本信心

貿易戰除了給世界經濟蒙上陰影之外,其實傷害最大的是資本的信心。

資本的流動,雖然並不會基於貿易戰這種臨時的經濟糾紛產生大的轉變,大多數資本還是會根據該國的發展潛力、產業升級機會、市場規模、人口紅利、政策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做出投資判斷。

但是,資本對毫無預期的做法會失去信心,資本最擔心的就是反複無常的政策預期。自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國政策一天一個變化,特朗普有時通過推特就可以發布一個政策和解雇一個內閣成員,美國股市也跟著上躥下跳。

其實,資本已經對美國產生了擔憂。上周,在中美貿易方面不斷來回交手的同時,美國股市在兩年內走得最差,整個股市蒸發了1.2萬億美金。截至上周最後一個交易日,道指震蕩700點,收跌572.46點,跌幅2.34%;標普500指數跌幅2.19%;納指收跌2.28%。

這種深層次的影響,恐怕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