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執行綱要

對於一個產業和一個經濟體而言,“競爭力”是極其重要且廣被提及的概念。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競爭力”往往被人們籠統以“強”、“弱”或“大”、“小”來形容。第一財經研究院“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項目的目標就是將“競爭力”量化,提供可追蹤的時間序列數據,並在其基礎上展開分析,進而提供決策建議。

我們將“競爭力”定義為生產單位價值產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其成本越低,競爭力就越強。如果將成本區分為資本和勞動力,相對於全球資本更為透明、趨同,勞動力成本更難被度量且對競爭力的影響更加重要。這就是我們的目標,即測算全球主要制造業國家主要制造業行業生產每個單位實際增加值所需要支付的名義勞動成本,也就是單位勞動力成本(ULC),從而去揭示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格局的變化。為了全面反映國際競爭力的變化,我們還考慮了本幣的實際購買力,即對實際增加值做“生產成本法購買力平價(PPP)”的調整。單位勞動力成本越低,代表一個經濟體或一個產業越具競爭力。

第一財經研究院即將推出的《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以中國為基準點,追蹤和比較本世紀以來全球19個主要經濟體19個制造業分類的競爭力變化,深入分析勞動力成本、技術和制度等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全面評估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版圖中的實力崛起和變遷趨勢。報告覆蓋了2000至2016年的時間序列,並以2008年為界,劃分為危機前和危機後兩個階段。

我們的主要結論如下:

1.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制造業強勢崛起

從2000年到2016年,全球制造業格局出現了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的市場份額快速下降,中國、印度、土耳其等新興市場國家市場份額快速上升。其中中國同美國、德國、日本的對比,最能說明全球制造業自本世紀以來地區間的轉移趨勢,反映了世界制造業版圖的巨變。

第二個變化來自於制造業內部,與最終消費品密切相關的制造業行業的份額下降,中間材料和投資品(含耐用消費品)制造業部門的份額上升,其中上升最快的是電子和通信設備業,其次是化學工業,其後是汽車、電器以及機械制造業。正是這些制造業部門承載著本世紀以來日新月異的“新技術”和“新經濟”。

競爭力是主導這些變化的主因,既包括競爭力的絕對水平,也包括其變化趨勢。我們給出了全球主要經濟體制造業競爭力排名的數據結果(表1)。

根據我們的計算,截至2016年,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的競爭力優勢依然存在,2016年全球制造業單位勞動力成本最低(最具競爭力)的五個國家分別是土耳其、馬來西亞、印度、中國和墨西哥,這也是在過去16年間制造業快速發展的國家。但從趨勢看,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的競爭力優勢正在減弱。美國、德國和日本單位勞動力成本在2000年~2016年年均升幅分別只有0.5%、1.7%和-4.9%,而中國、印度和土耳其升幅為1.6%、4%和5%。在這16年中,單位勞動力成本下降最快的國家和地區分別是日本、中國臺灣和西班牙,上升最快的是俄羅斯、巴西和南非。

2.“技術升級”重塑全球制造業,“人口紅利”推動中國制造業崛起

2016年全球最大的五個制造業行業(化學工業、食品工業、電子和通信設備制造業、機械制造業和汽車制造業)中的四個,都和正在迅速發展中的“新技術”和“新經濟”有關。作為“技術升級”代表的電子和通信設備制造業在2016年已成為全球第三大制造業,而在2000年其還不是主要的制造業部門。高技術行業由於存在明顯的規模優勢,也反映出高行業集中度的特點,電子和通信設備制造業排名前五的國家和地區的產出占據整個市場份額的84.5%,是制造業集中度最高的行業(表2)。

沒有什麽比金融危機前的中國制造業更能說明“人口紅利”對於制造業的貢獻了。從2000年到2008年,全球制造業增加值以每年平均2.7%的速度增長,其中60%來自就業增長的貢獻,中國不僅是全球就業增長的唯一源泉,還補償了其他經濟體就業的凈減少。在2000~2008年,中國大規模就業增長將全球制造業的勞動報酬總額推高了三分之一,但也使全球制造業平均勞動成本降低了四分之一。

到了後危機時代,全球制造業增速從危機前的年平均2.7%提高到了3.3%。中國的貢獻大致維持在危機前的水平,動力來源從就業增長切換到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由於平均勞動成本的上升速度顯著高於勞動力生產率,全球制造業勞動報酬總額及平均勞動成本因中國的加入分別由危機前年平均下降0.4%和1.4%,轉變成危機後年平均上升2.3%和1.8%(表3)。

3.全球制造業版圖中“中國權重”至關重要

根據我們的測算,中國制造業總產出在2005年超越了德國,隨後在2008年超越日本,2010年超越美國。截至2016年,中國制造業實際增加值達到2000年的7倍,占全球制造業總產出的比重從8.5%提高到了30.9%。巨大的市場份額不僅意味著規模帶來的獨特競爭優勢,即所謂的“中國權重”,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制造業的任何變化都會對全球產生重大影響。相比之下,美國、日本和德國在全球制造業的比重分別由2000年的28.5%、17.0%和10.1%,下降到19.3%、11.6%和7.0%(圖1)。

“中國權重”一方面使得中國制造商在加工制造領域的國際競爭中勝出,爭得全球範圍內產品市場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的議價權;另一方面,同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相輔相成,加快了標準零部件成本下降,進而是組裝和整機成本的下降。這不但鼓勵了最終消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經濟體的生產和研發成本,因而推動了技術進步。這個過程在不斷通過正反饋推動中國經濟擴張的同時,也深化了全球制造業部門之間及主要生產國/經濟體之間的專業化分工,形成了全球範圍內的生產供應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塑造了全球制造業。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增速一直是全球最快的。引領“中國速度”的是汽車制造業,在整個2000~2016年期間該部門的年平均增速保持在10.5%,緊隨其後的是電子通訊設備制造業。

在6個全球產出規模最大的制造業部門中,中國勞動生產率向世界技術前沿(美國)逼近的速度也是最快的(表4、圖2)。

4.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相對優勢下滑,勞動力成本上升是主因

從經過PPP調整的單位勞動力成本變化上看,中國從2000年~2016年出現了令人關註的變化。雖然中國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優勢排名從2000年的第8位上升到了2016年的第4位,但其絕對競爭力優勢卻出現了下滑,反映為單位勞動力成本值與全球平均水平差距的縮小,其中名義勞動力成本的大幅上升是主要原因。

中國和美國是我們所考察的19個經濟體中兩個單位勞動力成本變化最穩定的經濟體,而中國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比美國更快。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和美國單位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速從危機前的1.5%和0.4%,分別上升到了危機後的1.7%和0.5%。同期全球平均單位勞動力成本增速從危機前的1.5%下降到了-2.5%,全球制造業第三大國日本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一直在下降,第四大制造業國家德國在危機後也進入了單位勞動力成本的下降過程(表5)。

這種變化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

危機後當大多數經濟體的平均勞動成本上升在大幅度放緩的時候,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勞動成本增速卻從危機前的11.0%攀升到了危機後的13.1%,為全球主要制造業國家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印度從10.6%降到了4.7%,巴西和俄羅斯的平均勞動成本則出現了絕對意義上的下降(表6)。

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背後有著多重因素:從需求方面來看,以高投資維持增長的經濟模式不斷推高經濟的杠桿率,也推高了勞動成本;從供給方面來看,人口政策過早導致了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和年齡結構老化,造成了勞動力短缺;從制度方面來看,危機後全面落實的旨在改善勞動報酬和勞動條件的新《勞動法》也提高了勞動力成本。

5.中國“高新技術”制造業競爭力排名上升,但危機前後表現逆轉

我們將機械制造業、電器制造業、電子通信設備制造業、汽車制造業和其他交通設備(除汽車)制造業這五個行業視為“高新技術”制造業的代表。

從行業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力的排名來看,雖然從2000年~2016年中國的排名整體上升,但主要的成就都來自於危機前的階段。2000年~2008年,5個行業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力排名均出現了明顯上升,但在2008年~2016年,除了電器制造業排名持平,其他各行業的競爭力排名都出現了下降(表7、表8)。

6.政策建議

在對危機前後全球和中國制造業的增長、就業和勞動力成本進行全面分析的基礎上,尤其是在“中國權重”影響全球制造業的大背景下,我們探索性地提出以下三點政策建議。

第一,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因“中國權重”而被強化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速度優勢”,正面對日益上升的成本壓力。

在過去的增長模式下,地方政府之間由追求治理政績所激勵的GDP競賽,導致各個地區不遺余力地通過壓低要素成本以及其他各種補貼方式招商引資,環境成本也往往未被計入。在勞動力充分供給的條件下,加上得益於信息技術時代的制造技術條件,“中國權重”將這個效果迅速地不斷放大,使中國制造業在相當短的時期內實現了超高速度增長。危機後,高投資、高杠桿、低估環境成本的經濟增長模式降低效率的弊端暴露無遺,這種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

中國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試圖從供給端全面解決過往增長模式的弊端,雖然初見成效,但依舊任重道遠。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環境和要素的成本被更多直至全額計入,加之勞動力供給短缺等原因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如若效率提高不足以彌補這些成本的上升,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將會快速下滑。

第二,中國制造業在低端技術領域的迅速擴張,以超低成本大量加工生產標準零部件,在強化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發達經濟體競爭力的同時,也提高自身技術升級的成本。一個較容易忽略的事實是,因中國制造業參與而帶來的全球範圍內制造業標準零部件成本和組裝成本的下降,進而是整機成本的下降,不但鼓勵了最終消費,而且大大降低了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發達經濟體的生產和研發成本,特別是推動了後者所引領的電子信息領域的技術進步。低成本條件下更快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提高了這些經濟體在各個高新技術領域的競爭力——例如它們在電子信息、汽車、機械和交通運輸設備等制造業部門中的表現。

中國應對此高度關註,並從戰略層面推出有效政策組合確保在高新技術領域進一步提高競爭力。從這一點看,實現“中國制造2025”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抓手。中國需要深入分析危機前後中國“高新技術”制造業競爭力逆轉的原因,並著手解決這些問題。

第三,由於全球貿易環境的惡化和貿易戰的概率上升,中國主導的全球供應鏈可能面臨沖擊、挑戰和重構。中國政府積極推動的制造業發展模式在西方經濟體會面臨越來越多的抵制甚至非難。如何定位政府補貼?如何定義市場競爭?全球貿易爭端的上升會迫使中國深度思考市場和政府的關系。

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技術正在席卷而來,《中國制造2025》旨在抓住這次技術浪潮實現中國制造業的技術升級。由於人口優勢所對應的數據優勢,中國在人工智能等領域通過需求驅動,已經成為全球範圍內唯一可以和美國競爭的經濟體。智能生產和人工智能將徹底改變全球制造業。而美國對中國貿易戰的核心也是針對《中國制造業2025》。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如何通過資本、勞動、技術和制度的結合來重塑中國制造業,將是中國走向未來的關鍵。

(楊燕青系本報副總編輯、第一財經研究院院長;林純潔系第一財經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