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8年4月中旬,全國大陸地區31個省市區中,除雲南外,30個省市區先後公布了2017年末常住人口的數據。其中有24個省市區常住人口增加,常住人口下降的省市分兩類,一類是京津滬三個直轄市,或是受人口總量控制等政策因素影響;另一類集中在東北,黑龍江、遼寧、吉林三省常住人口明顯下降,也沿襲了近年發展態勢。

長期以來,宏觀研究習慣按照東、中、西以及東北四大區域來劃分中國空間格局。在這樣劃分的背後,其實存在若幹原則,例如各個省份與東部海岸線的遠近距離,二是經濟發展的水平,三是完整的行政區劃。

例如東部地區主要是包含東部海岸線的省份,類似遼寧省,在出現“東北”區域劃分之前,是歸入東部區域的。再如中部六省,則是與東部海岸線中等距離的內陸省份。長期以來,“東中西”的劃分方式,能夠脫離出省的範圍,利用更加宏觀視角,比較中國區域發展水平。

但若以“東中西”的視角來觀察2017年各省份常住人口增減,似乎能得出中國人口區域分布趨於均衡的論斷,例如中部的安徽、湖南,西部的廣西、四川、貴州人口增量排名靠前,增長勢頭更加迅猛。

但假使以“秦嶺-淮河”一線做中國“南北”區域的大致分隔(由於新疆、西藏兩區情況相對特殊,暫不考慮這兩區情況),則會發現一個較有意思的現象,常住人口增長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南部,常住人口增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別為廣東、浙江、安徽,均可算作是南方省份,而北方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長明顯偏弱。

因此,換一個視角來看待中國區域格局就會發現,非均衡發展態勢仍然存在,只是表現形式或從“東西差距”轉變為“南北差異”。

更進一步,嘗試分解常住人口增量的結構,根據常規的計算公式,2017年常住人口=2016年常住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凈遷移人口(遷入-遷出),並對公式進行適當變形,2017年常住人口-2016年常住人口=自然增長人口+凈遷移人口(遷入-遷出)。由此可以發現,常住人口的增減,受自然增長與遷徙流動兩部分的共同作用。

計算結果表明,凈遷移人口較多的省份集中在南方,排名靠前的包括廣東、浙江、重慶、江蘇、安徽、四川,這些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長,是自然增長和遷徙流動共同作用的結果。

而常住人口增量較多的河北、山東、河南等北方省份,人口增量則主要依賴自然增長,在人口總量增長的背後,卻面臨著人口的遷徙流出。而東北三省中,除吉林還有微弱的自然增長外,遼寧、黑龍江兩省都面臨自然增長和遷徙流動的人口數量同步下降的局面。

以山東為例,根據山東省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7年出生人口174.98萬人,約占全國總數的1/10,年末常住人口、戶籍人口首次雙雙突破1億人。剔除掉死亡人口後,自然增長約101.2萬人,而2017年山東省常住人口僅增長約59.2萬人,也就是說2017年山東省流出人口的數量可能超過40萬。

其實山東人口流出很好理解,從地理區位上觀察,包括江蘇北部和山東全境的大片區域,被夾在北部京津冀城市群和南部長三角城市群的中間,西部則面臨鄭州、武漢、西安等國家中心城市的強勢崛起,對人才、資金、技術的爭奪已經趨於白熱化,都可能對山東和蘇北地區產生“虹吸”。

而反觀山東省內,濟南、青島對人口吸引的力度相較周邊省會城市明顯偏弱。這種情況下,山東推進新舊動能轉換,或許要在“濟青煙”發展框架下,進一步明確重點,防止再撒“胡椒面”,引導人口向核心城市集中,實現新舊動能轉化或許才有人口的支撐。

城市演進——東南沿海省份“雙子星”的傳統與變異

一直以來,東南沿海省內都存在“雙子星”城市的基本格局,往往一個是省會城市,作為省內的行政中心,另一個則是省內的經濟中心。自北向南,例如山東省內的濟南與青島,江蘇省內的南京與蘇州,浙江省內的杭州與寧波,福建省內的福州與廈門,廣東省內的廣州與深圳,省內兩個核心城市共同支撐了省份發展。但就2017年人口數據來觀察,省內“雙子星”以及其他城市的發展並不一致。

福建可以說是最為傳統的“雙子星”省份。從2017年常住人口總量來看,盡管泉州是省內人口增長大城市,廈門常住人口總量不足泉州的一半。但從增量上觀察,福州和廈門的人口增量大幅度領先。如果拆分自然增長人口和遷徙流動人口,則可以發現福州和廈門的人口凈遷移極為明顯,泉州反而出現人口遷出,人口增量基本由自然增長貢獻。

廣東省內深圳和廣州構成的“雙子星”正開始“向外擴散”,形成區域高地。從常住人口增量以及遷徙流動數量來看,廣州與深圳都排名全國前列。

廣州常住人口總量略超深圳,但深圳常住人口增量遠超廣州,拆分自然增長與遷徙流動後,深圳人口流入跡象更加明顯。更值得關註的是,臨近廣深兩市的佛山、珠海、東莞等城市也呈現出明顯的人口流入跡象,而廣東省內遠離廣深的城市,人口遷徙流出的跡象則極為明顯。

江浙兩省的“雙子星”城市則出現了變異。在江蘇省內,南京與蘇州人口流動差別明顯,並且人口流向出現省內轉移。南京與蘇州常住人口增量排名前兩位,但拆分後發現,南京是自然增長少、遷徙流入多,而蘇州相反,自然增長多、遷徙流入相對較少。

另外,更值得關註的是,人口遷徙流入開始從前期的“蘇南區域”向“蘇中三市”轉移,揚州、南通、泰州三個城市遷徙流入人口大幅度增加。蘇中地區的崛起,將會帶來一系列機遇,尤其是南通作為上海大都市圈北翼門戶,存在接受上海輻射的可能,或將呈現一定的成長性。蘇北地區的淮安、鹽城、徐州顯現出了人口小幅遷徙流入的跡象,但臨近山東地區的連雲港,則是江蘇省內唯一一個人口遷徙流出的城市。

浙江北部的杭州、寧波、嘉興三市,成為省內人口遷徙流入的主要城市。其中流入杭州的人口數量,要遠超流入其他城市的總和。嘉興作為上海大都市圈的南部門戶,也顯現出了外來人口遷徙流入的跡象。

金華、臺州、溫州是人口出生大市,但人口流入跡象相對偏弱。溫州也是浙江省內唯一一個人口遷徙流出的城市,受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溫州人口“大進大出”的現象較為明顯,2011年就已經出現了人口的凈遷出,在2014年甚至還出現了常住人口的負增長。

“向心流動”——內陸人口“向心集聚、外圍收縮”

內陸省份難以形成“雙子星”的城市格局,省會城市成為人口遷徙流入的主要目的地。通過把省會及省內大城市人口與全省人口的比例作為衡量省內人口集中度指標,可以發現,內陸腹地絕大多數省會及省內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較2016年提升。

西安、鄭州、長沙、武漢、貴陽和南昌等省會城市,人口增長的絕對數量較為明顯,再把自然增長和遷徙流動分解開,這六個城市表現出明顯的人口流入跡象,這或許與2017年各個城市上演的“搶人大戰”密切相關。

例如西安,陜西全省2017年遷徙流入的人口約4.2萬,而西安遷徙流入人口約4萬,除榆林外,省內其他城市均遷徙流出,表明西安在省內人口集中度的提升,主要是吸引外來人口的結果。

再如鄭州,是河南省內幾乎唯一一個人口大量凈流入的城市。此外如貴陽在各省會城市中的人口規模並非最大,但省會集聚效應極為明顯,常住人口增量和凈遷移量遠高於省內其他城市,也是省內極少數人口凈遷入的城市。

在內陸腹地省份常住人口向省會集中的過程中,省內其他城市則呈現出明顯的人口遷徙流出跡象。例如河南、湖南、陜西、貴州、湖北、安徽、甘肅分別有11個、8個、7個、7個、6個、5個、5個地級市呈現出人口遷徙流出跡象。

人口分化和集聚帶來投資機會

全球有不少城市在工業化過程中,由於過度依賴資源取得繁榮,但這類的繁榮最終還是不能持續。如第一次工業革命時,英格蘭小鎮因為棉花而出現繁榮,但隨著紡織技術的更新換代,後來就慢慢開始走下坡路。

鐵銹地帶(the Rust Belt)原指以制造業為經濟支柱的美國東北部,如底特律,匹茲堡,克利夫蘭和芝加哥等大工業城市所在的地區在上世紀70~80年代由於工業急劇衰落、工廠大量倒閉、失業率增加而使閑置的設備銹跡斑斑。

從近年來的數據看 ,不僅東北出現凈流動人口外遷的現象,西北和華北的不少省份也出現了人口凈流出的現象。

即便那些區域板塊的省會城市人口還在增長,但省內其他城市的人口卻出現了凈流出。例如河南、湖南、陜西、貴州、湖北、安徽、甘肅分別有11個、8個、7個、7個、6個、5個、5個地級市呈現出人口遷徙流出跡象。

綜合來看,浙江和江蘇下轄城市的人口凈流出現象比較少見,在可獲得的統計數據中,分別只有溫州和連雲港出現人口凈流出。

2017年,國內四個直轄市中有三個出現人口凈流出;而廣東、江蘇和山東這三個經濟大省中,除廣東外,山東人口凈流出規模居然排全國第一,江蘇的人口凈流入量也非常之小。

作為中國經濟第一大省的廣東,在可獲得的19個城市人口統計數據中,居然有11個城市出現了人口凈流出,且肇慶、汕頭等這11個城市的人均GDP水平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可見廣東省的經濟差異化很大,其人均GDP水平也低於江蘇、浙江和福建。也就是說,只有靠近廣州和深圳兩大城市的城市,經濟受益於都市經濟的輻射。

因此,從人口凈流入的角度看,似乎更應該看好“灣區經濟”,如杭州灣灣區的上海、南通、嘉興、杭州和寧波,或者粵港澳灣區的深圳、東莞、廣州、珠海和佛山。即從過去認為支撐中國經濟的三大增長板塊: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把它們細化到“線”。

今後,我們或許應該再“從線到點”,如日本東京集聚了全國近三分之一人口,但上世紀70年代以後,東京的人口不增反降,但環東京都市圈的人口卻不斷增加,說明“點”作為發展極的輻射功能十分顯見。

根據研究人口的梁建章、黃文政兩位學者的研究結果,中國人口峰值將不超過14.2億人,中國人口負增長可能在2021到2025年之間出現。也就是說,在今後3至7年內,中國將面臨人口收縮或城市收縮的壓力,人口凈流出的城市數量會越來越多。即一方面少數城市的人口集中度會越來越高,另一方面,隨著人口絕對數量的減少,大部分城市的人口數量都將減少。

有人統計,隨著中國城鎮化率的不斷提升,每天約有80個村莊消失。未來呢?不知有多少不知名的中小城市將變得荒涼。因此,的確沒有理由過於看好國內大部分三、四、五線城市的房地產。房地產不同於普通商品,當前所謂的房地產去庫存順利,實質上只是房地產開發商去庫存而已,僅解決了“轉庫存”問題,卻為以後房產持有者的“去庫存”留下難題。

因此,在中國人口的分化和集聚大背景下,應該依據人口流向、產業和資金集聚的方向,依據產業結構調整的總體方向,配置一二線城市中未來有廣闊前景的中心城市房地產;或依據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的發展前景,配置其他相關產業的股權。(李迅雷系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原標題:《步入分化與集聚的時代——從人口遷徙看投資機會》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lixunlei0722”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