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開放取得如此偉大的成績,取得這麽多寶貴的經驗,應該歸功於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和重大決策,歸功於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歸功於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但我認為深圳作為最成功的經濟特區,作為一個經濟實力位居中國城市前三的現代化大都市,在4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在探索和完善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當中,是立了頭功的。深圳的探索為全國的改革開放提供了重要經驗。

經過30多年時間,深圳從一個邊陲小鎮發展成為一個上千萬人口的現代化、國際化的特大城市。截至2017年,深圳GDP總量位居全國各大城市第三,達到2.2萬億元,人均國民收入排名第一,達到18.31萬元,已成為國內最重要的高科技企業集聚和創新基地,全國第三大金融中心城市,全球第三大集裝箱港口,進出口總額在全國大城市中排名第一,達2.8萬億元,經濟總量與香港等量齊觀。這樣的奇跡,在世界城市發展史上都是罕見的。

深圳的奇跡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深圳在改革開放和國家現代化進程當中的歷史地位究竟是什麽?這是研究深圳改革的現在和未來,需要回答的問題。

而只有了解深圳改革開放歷史,才能更客觀地評估深圳改革開放的現狀,也才能更好研究深圳未來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深圳在中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大潮中主要有四個方面的作用:

(一)深圳是中國從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對外開放、將中國經濟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窗口。

改革開放前封閉的、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使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粉碎“四人幫”後,中央放棄階級鬥爭為綱,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並決定改革開放。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主要是從農村起步,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的改革,除了部分地區對少數國有企業擴大自主權的試點外,實際上尚沒有真正展開,對外開放也處於準備階段和探路階段。

鄧小平是中國決定對外開放的最終決策者。鄧小平之所以決定對外開放,主要是看到了西方發達經濟體與中國的巨大差距,希望通過對外開放,引進資本、技術和先進的管理,使中國盡快富強起來。他到了日本後深深感到日本發展那麽快,我們落後了。在美、日等發達國家的親眼所見、親身體會,讓這位老革命家堅定中國要從封閉走向開放。

然而開放對黨和國家來講是一項全新的事業,沒有成功的經驗可資借鑒,並且也有一定的政治風險,完全要靠摸索。按照“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在整個開放格局中需要有個地方或者叫“窗口”進行試驗。正如後來鄧小平對經濟特區的性質的概括:“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

與此同時,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素有對外開放傳統的廣東省主政的領導人,也意識到國家封閉是不行的。當時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已經成功實現了經濟起飛,基本完成了工業化,人均GDP已達4080美元,位列“亞洲四小龍”之首。面對經濟繁榮的香港這座國際化都市,深圳乃至廣東有大量農民偷渡到香港去。廣東省委省政府承受著民眾大規模逃港的巨大壓力,因此當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習仲勛以及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等領導提出要在毗鄰香港的深圳搞出口加工基地,利用國外的資金和技術,解決就業、發展經濟。這一設想得到了中央的積極回應。

這應該是深圳特區建設的初衷。隨著對外開放窗口的打開,深圳從最早的出口加工區的設計,慢慢調整為工業、商業、旅遊等綜合發展的經濟特區。借助中央給予的經濟特區的優惠政策,加上梁湘為市委書記的班子的艱苦創業,在較短時間內,落後的投資環境得到了改善,逐步吸引到一批港資的“三來一補”企業。同時深圳利用中央給予的特殊政策,引進了大批內地外貿國有企業來深圳設立外貿窗口企業,使深圳也成為中國外貿進出口的重要通道和基地。

這樣經過幾年的開發建設和內聯外引,深圳成為了內地封閉經濟與世界經濟對接的一個窗口,在中國經濟納入世界經濟體系過程中起了重要的探索和示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深圳實踐出了改善環境、引進外資、增加出口、增加就業、發展經濟的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深圳模式。

1984年,鄧小平視察深圳,對深圳經濟特區給予了充分肯定,明確表示“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並隨後決定將沿海14個城市整體開放,形成東部沿海對外開放的戰略大格局。應該說,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從深圳這個地方建立了一個窗口,撕開了一個口子,進而實現了沿海14個城市的全面開放,從而使我國納入了世界經濟體系,融入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

經過多年的發展,深圳的投資環境得到了全方位的改善,除了港資以外,世界上知名的跨國公司也開始涉足深圳和珠三角,利用優越的地理位置、便宜的勞工、優惠的政策,建立它們的全球加工基地,從而使深圳和珠三角變身為“世界工廠”。多年來深圳一直蟬聯全國大城市當中出口總額第一的桂冠,出口總額曾占全國的40%左右,2017年深圳的外貿進出口總額達到2.8萬億元,其中出口達1.65萬億元,占全國出口總額的10.8%。深圳乃至珠三角經濟的騰飛和世界工廠的地位,為深圳港提供了充裕的適箱貨品,使深圳港也成為全球第三大集裝箱港,為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二大資本流入國做出重大貢獻。

因此,中國的對外開放是從深圳實現突破和起步的。深圳特區建設和發展所取得的其他成績,應該說都是從發揮對外開放的歷史和戰略地位過程中派生出來的。

(二)深圳是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試驗場。

從深圳發展的歷史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試驗場的作用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特區對外開放和城市建設發展過程中被逼出來的。

在上世紀80年代初,深圳特區成立時,城市的改革還沒有真正起步,在確定深圳興辦經濟特區之初,中央並沒有明確提出特區要搞市場經濟,只是特區實行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發揮好市場調節的作用。但深圳在建設初期的實踐中,特區的開發、對外開放和舊的計劃經濟之間難以調解的矛盾充分暴露了出來,逼迫深圳要沖破舊的計劃經濟體制,探索新的能夠保障特區建設的體制機制。

比如,深圳在特區建設初期,需要解決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中的資金、物資、幹部、勞動力等發展要素問題,就和當時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金融管理體制、商品流通體制、物資分配體制、價格管理體制、幹部管理體制、勞動管理體制等發生了尖銳矛盾,倒逼著深圳去探索適應特區建設的新體制、新機制。又如,深圳特區要興辦來料加工企業,開展“三來一補”,擴大對外出口創匯,也勢必與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外資管理體制、外匯管理體制等發生沖突。

有沖突意味著要突破,所以在上世紀80年代,深圳在建設發展過程中扮演了一個中國從計劃經濟突圍、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先鋒的角色,使深圳最早打破了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引進了市場經濟的因素和機制,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環境和市場機制,吸引和聚集了國內外大量的資金、勞動力、科技人才等各種發展要素,獲得了巨大的改革紅利和制度紅利。從1980年到1995年,在將近15年的時間里,深圳引領了全國市場經濟體制探索的潮流,成為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一個試驗場。或許也正是這些,才幫助深圳在短短30多年間就從一個邊陲小鎮發展成為了國際大都市。

深圳目前形成的高科技、金融、物流等支柱產業,從本質上講,也是多年來深圳率先進行的市場經濟為取向獲得的改革紅利和制度紅利,沒有長期在產權制度、行政管理體制、科技管理體制、金融體制等方面的改革探索,沒有比較完善的市場環境和發展環境,深圳高科技產業是不可能崛起的。

(三)深圳是中國社會轉型、建設民主法制政治文明社會的探索者和先行者。

由於深圳經濟特區具有毗鄰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幾十年來,深圳與香港乃至全球信息連通,跟國際市場高度融合,每天都有幾十萬人在深港之間穿梭流動。所以,香港的法制、民主、多元文化、廉潔政府、誠信透明等核心價值和生活方式,深圳接觸得最早、感受得最深、受到影響最大。隨著深圳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經濟實力以及人們物質文化水平的提高,深圳的社會和市民必然要求社會、政治和文化等方面也有相應的變革。

在實踐中,與國內其他地區相比,深圳在社會轉型方面先行一步,深圳的社會組織發育、基層民主自治、市民參政議政意識的形成、法制觀念的增強、政治生活的參與等,都領先於全國,實質上成為了中國社會轉型的探索者和先行者。雖然這一過程充滿了困難與曲折,很多嘗試甚至沒有得到延續,但它在促進中國社會轉型和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

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來深圳工作或者創業的人,對傳統的經濟、社會、行政、政治體制的弊端的認識和感受,都比較深刻。對改革創新、政治文明、民主法治等現代社會觀念大多充滿向往。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初,敢來深圳闖的人,大都有著自己的追求和理想,他們成為了深圳推動民主法制社會轉型、政治文明進步的主要動力,他們在幾十年特區建設過程中不斷進行著努力探索。

比如上世紀80年代初,在蛇口就開始實行基層民主選舉、社會監督和內部競爭,由此還引發了一場蛇口風波。在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深圳已邀請國內改革家和思想家對深圳的政治體制、行政體制改革進行系統設計,雖然由於種種原因,這些系統設計未能在深圳進行實踐,但深圳仍然在盡最大努力,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不斷地推動著社會轉型和政治文明的建設。

我相信,中國的社會轉型和現代文明制度的建立,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大目標的大勢所趨,曲折是難免的,但方向是任何人都難以扭轉的。在這個過程中,在遼闊的大地上總會有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率先進行試驗和探索,而這種試驗和先行的條件與環境,內地的任何一個城市、任何一個地區,都沒有深圳這樣良好的社會基礎、氛圍和環境。

(四)深圳是保證香港回歸後繼續繁榮穩定的強大支撐。

深圳特區最早成立的時候,僅僅是借鑒香港的經驗,引進香港的資金,探索實行對外開放的新路子,中央並沒有賦予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職責。當時作為邊陲小鎮的深圳,也沒有能力和條件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發揮多大的作用。但是隨著深圳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城市規模的擴大,深圳與香港的關系和地位發生了變化,兩地經濟社會的全面融合,使深圳實際上已經成為保證香港順利回歸後繁榮穩定的一個強大支撐。

1997年香港回歸時,深圳的經濟總量已經相當可觀,當年深圳的經濟總量已達1130億元,進出口總額已達450億美元,並且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迅速增長,到2016年,深圳的經濟總量與香港已經持平。隨著深圳經濟社會的發展、城市現代化的建設,深圳對香港的經濟轉型、發展和穩定,提供了強大的支撐,也改變了深港長期以來形成的“前店後廠”的基本格局。

改革開放以來,香港的制造業逐步轉移到深圳乃至珠三角,為香港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高端服務業升級,創造了歷史機遇。深圳在承接香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過程中,通過體制創新、科技創新,不斷推進產業升級,逐步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高端材料產業基地,同時在金融、物流等高端服務業方面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深圳的發展和崛起為香港提供了越來越大的經濟和金融支撐,使香港能夠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轉型,從而提升了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的地位。

如果說過去深圳的發展離不開香港的輻射和帶動,按現在的形勢看,香港和深圳在經濟上已經是等量齊觀、並駕齊驅、相互融合、共同發展,未來深港將逐步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之一,成為經濟高度一體化的“深港經濟共同體”。

(作者系深圳市委原常委、深圳市原副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