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凱恩斯曾在其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了一個廣為人知的擔憂:在空中聽取靈感的當權的狂人,他們的狂亂想法不過是從若幹年前學術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煉出來的。

盡管沒有具體的理論描述,這種“偽裝”的瘋狂能成為一種以假亂真、強有力以及針對性很強的談判戰略。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總統尼克松就采取了這種戰略,“威脅”當時的北越,如果不好好談判結束戰爭,那麽,核戰爭一觸即發。1986年,里根總統與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雷克雅未克會晤。其間,里根提出,美蘇雙方不妨銷毀所有的核武器。這一提議著實讓戈爾巴喬夫吃了一驚。

一場危機的升級或者弱化,與狂人戰略的有效性息息相關。而這一戰略成功與否,依賴於政客的“瘋狂”程度是否被清晰傳達。有時,即便是歷史學家也無法區分這種“瘋狂”是真實的還是偽裝的。

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舉行峰會的消息反反複複,以及特朗普任性退出伊朗核協議、意欲恢複對伊朗的制裁,狂人戰略似乎又重回政治舞臺。如今,這一戰略在許多政客那里頗有市場,又出現了外溢到新領域的趨勢,比如歐洲貨幣與政治體系改革的爭論中。

近來,自2012年以來處於休眠狀態的歐洲債務危機又有死灰複燃的跡象。在低利率的現狀下,意大利政府的債務以可持續方式增長。但是,當意大利政局出現反複變化後,不難想象,金融市場的動蕩隨之而來:利率不斷飆升,意大利的債務情況將對歐元區甚至全球經濟形成致命威脅。

在歷經3個月的政治僵局後,當此前民粹的五星運動黨與右翼聯盟黨組閣失敗的消息傳出後,投資者擔憂,歐元區將爆發又一場債務危機。在3月4日的意大利議會選舉中,五星運動黨與聯盟黨結盟,從而占據議會多數。兩黨追隨特朗普的民粹政策,希望利用意大利的債務危機,實現退出歐盟的目的。

這招管用嗎?首先,也是最基本的是,狂人戰略的一個要素便是引入能給其他國家造成不確定的能力。因此,這一戰略不適用於小國。在與歐洲債權人險些談崩後,2015年的希臘政府就已清楚地領會到這一點。

那麽,即便是一個大到能攪動全球市場的國家,比如意大利,要成功實施狂人戰略,也有其他三個決定性因素。對於初次嘗試這一戰略的政客來說,政府必須向他人證明,它的“瘋狂”是由選民驅動的。畢竟,對於一個民選的民主政府來說,擅自出臺“瘋狂”的舉措不僅很魯莽,也會招致選民通過投票進行懲罰。以意大利為例,民粹主義者就牢牢抓住了選民對中左翼政黨親歐立場的不滿,並大做文章。

當然,在狂人政府中,“鷹派”與“鴿派”也有明顯的區分。在任何談判中,其他各方會通過讓步以強化鴿派的地位,因為他們深知,反之只會激怒鷹派,後果是災難性的。就特朗普而言,這種動態的平衡只體現為一種單一的性格,即在坦率與憤怒之間,傾向於強硬和不可預測性。特朗普政府內部也是如此。強硬派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約翰·博爾頓就扮演著“鷹派”的角色。

在五星運動黨與聯盟黨的聯合政府中,急需一個鷹派的存在,以制衡意大利親歐派總統馬塔雷拉。這也是民粹主義者此前選擇81歲的保羅·薩沃納出任財政部長的原因。意大利前經濟部長維斯科將薩沃納形容為“激進的、拼了命的反德人士”。當馬塔雷拉拒絕這一提名後,五星運動黨與聯盟黨放棄與總統的對話,一度觸發危機。

最後,要成功實施狂人戰略,政府還必須為引發的亂局做好“戰爭”的準備。比如,五星運動黨與聯盟黨就已提出引入一款與歐元平行貨幣的可能性,這顯然是在藐視歐盟的財政紀律以尋求財政擴張。

隨著越來越多的政府、黨派與政客希望采取狂人戰略,政府在任何突發事件中談判的余地變得越來越小。事實上,素來立場強硬的德國經濟學家已明確回應了意大利當前的政治危機:歐元區不會進行任何改革,因為這些改革極易被視為妥協與讓步。

但是,即便不斷強調狂人戰略的危險性,也很難徹底擊敗它。必須告訴人們,存在更好、更契合的選擇,歐洲一體化進程能捍衛他們的利益。在意大利下屆議會選舉以及2019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到來前,歐洲領導人依舊有時間向各國人民證明,歐洲一體化所帶來的遠不是政治僵局以及經濟滯脹,但留給他們的時間不多了。

此外,我們還必須了解狂人戰略的負面效應。在1918年退位前,德皇威廉二世其實不必假裝顯得自己很狂躁。他本就如此。由於喜歡炫耀武力,以及在媒體上語出驚人,他在某種程度上與美國當前這位酷愛推特治國的總統有幾分相似。

在另一段令人不安的歷史中,威廉二世經常吹噓自己有能力與俄國、大英帝國的君主達成協議。事實上,當1914年7月,民主制度的危機升級時,他突然宣布一系列宏大的和平倡議,但為時已晚。博弈已經開始,那時,世界主要國家已糾纏在一起,慢慢滑向災難的深淵。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記者潘寅茹翻譯。版權:Project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