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中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破除計劃經濟起步的。打破公有制的一統天下,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就成為了必然選項。這對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因為公有制被視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就導致了“姓社姓資”的一些質疑。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就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產生了。這個理論的核心要點是:我國由於社會生產力低下落後,所以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恰恰是為了並有利於加快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提高了才能進入更高標準的社會主義階段。而且最初發展多種經濟成分主要是個體戶,無非是小商小販小作坊小工廠,這對於克服短缺、滿足社會需求起到“拾遺補缺”(當時的定位)的作用,影響不了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屬性。

作為改革開放之初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創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有效地統一了黨員、幹部和民眾的思想認識,使改革得以有效向前。在這個過程中,民企逐步發展壯大,從最初的炒瓜子、制襯衣,到競爭性領域的全覆蓋。而黨對民營經濟的肯定,也逐步提高。從最初拾遺補缺的“有益補充”,到後來確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部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與“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起,構成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有效開拓了民企發展的空間,與此同時,也沒有改變“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提法和相應現實。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也預留了需要進一步說明和解釋的空間:既然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是由於我們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由於生產力還不發達,那麽以後呢?特別是目前我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力也空前強盛,民企繼續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性與合法性又何在呢?而社會主義一旦度過了初級階段,對非公的經濟成分又將采取怎樣的政策?

正是因為有著這樣的懸念,導致一些人在改革開放40周年的今天提高了嗓門重提社會主義社會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說什麽要不忘初心、創造條件來準備消滅私有制(當然是指民企)。

我們重溫《共產黨宣言》,不能忘記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的一個與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同樣重要的論斷: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

這當然更加包括社會主義時期在內。這也是共產黨人根本不能忘記的初心。由於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共產主義是消滅了商品經濟的,所以他們用了“社會產品”的概念。在目前階段,我們用“社會財富”來替換不會有什麽錯,與現實也完全吻合。因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徹底改變廣大勞動者受壓迫被剝削的命運,擺脫貧困,走向富裕。

我國40年的改革偉業空前地實現了這一目標。民間擁有財富已是普遍現象。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保護人民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據此一條,就足以證明多種經濟成分並存雖緣於並始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卻並不限於及止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新時期黨號召全民創業創新,也正是依據這樣一個重要的現實。創業創新很重要的一個形式和途徑就是要創辦各類企業。而實際上在我們祖國經濟蓬勃發展的熱土上,每天都有許多新的企業在產生。

再深刻的理論和再精細的分析,都無法改變這樣一個簡單事實:無數新成立的企業是私人出資、私人擁有產權亦即一些人所聲稱的屬於私有制的民企。即使混改了,產權關系上公也還是公,私也還是私。而農村集體經濟則基本穩定在家庭承包的平臺上。其中的經營能手即承包大戶進一步發展的結果,恰恰是產出了私營經濟以及以私人產權為前提的合作經濟。這樣一種黨的農村政策穩定了幾十年所產生的自然結果也值得尊重。

只要允許民眾創業,大量非公的民企必如雨後春筍般生生不息。而民企的不斷優勝劣汰,也是我國經濟具有非凡活力的有力保證。

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和邏輯足以說明,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就不但是黨的一項基本政策,而且首先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也因而成為了我們國家長期不會變而變了就會犯錯誤的基本經濟制度。

當然,主張對民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主要理由,是民企剝削勞工。這個問題只要認真執行《勞動法》等相應法規,政府加強監管,打擊惡意欠薪等不法行為,勞動者的基本收入、相應的勞動保護、社會福利等基本權益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只要不抱偏見,民企中勞動者的經濟地位與國企中的職工沒有原則差別。

40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對上述問題做出了明白無誤的回答,所以才有了今天的局面。這恰恰是黨、國家和人民萬萬不能忘記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