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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新《新世紀》 記者 符燕豔 實習記者 呂凱霏 林浩植

 

  7月下旬,南方酷暑,具有「世界工廠」之稱的南方城鎮——東莞,陽光普照。但對於生活在這裡的商人和工廠老闆而言卻如臨嚴冬。在金融危機的衝擊後,他們苦熬數年,前面仍不見曙光。

 

2011年7月14日,東莞素藝玩具有限公司,韓國老闆跑路,工廠將倒閉,工人無奈捲鋪蓋走人。方光明/CFP


  就在一兩個月內,兩家具有數千員工規模的廠商相繼倒閉。亦有更多不知名的小企業悄悄關停。由此引發東莞企業重現2008年「倒閉潮」的熱議。東莞官方這邊廂急於闢謠,稱不存在「倒閉潮」,那邊廂卻也難掩焦慮,稱現在「更困難」。

  「2008年金融危機,只是外部市場惡化。而如今,外部市場未見好轉,國內成本大幅提高,東莞面臨雙重打擊。」東莞一名官員對財新《新世紀》說。

  東莞的產業形態,既是出口導向型,又以中小企業為主力軍,對外部環境變化最為敏感。對企業主而言,經營上起起伏伏已是常態。有人想著:「熬過了 這段時間就好了。」不但要熬多久,他們心裡無底。亦有人選擇撤離:「這已經不是用一般意義上的經濟調整週期可以解釋了,有其更深層次的原因,東莞到頭 了。」

   以東莞為代表的低端製造業產業被逼入轉型期已無懸念。業界掙扎將難以避免,營商環境的徹底變更亦被迫切期望:「我們需要有一個正當的發展環境,而不是中國特色的發展環境。」

雙重打擊

  表面上,東莞官方數據暫未體現經濟的巨大波動。據東莞外經貿局數據,其關停外資企業數量處於正常水平,上半年共關停266家,同比減少11家。並由此得出結論,「未發現企業大量倒閉。」

  但這並不意味著東莞企業的生存狀態樂觀。距2008年已經過去三年多,但在東莞廠商看來,金融危機並沒有過去,國外國內經營成本的雙雙上升,成為壓在他們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快倒閉了。我的客戶倒了,三個月的貨款回收不了,又要墊錢給供應商。」一名電器行業外貿公司的老總說。包括他在內的所有受訪廠商均向財新《新世紀》記者指出,當前困難的直接原因是國外市場惡化,國內成本上升。

  東莞是外向型經濟體,其產品三分之二以上都是銷往海外。據東莞外經貿局數據,今年1-4月,東莞出口總額為226億美元,同比增長19.5%。

  然而,外經貿局的一名官員絲毫不感安慰。這些出口數據具有一定滯後性,而外經貿局監測到的一些先行指標已出現惡化。該局調查顯示二季度以來,超過30%的企業表示訂單下降,原因是「歐美市場經銷商庫存大量積壓,現在正處於去庫存化的狀態」。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稅系主任林江也指出,東莞外部環境表面比2008年穩定,但背後有著不穩定的因素。「歐美經濟離復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將 直接導致東莞的加工出口企業接不到訂單。」即使接到訂單的,也未必是好事,「訂單的價格不僅上不去,還有可能下降,且訂單主要是三個月的短期訂單居多,長 訂單減少。」

  而經營成本的持續上漲令東莞企業雪上加霜,甚至導致企業有訂單也不敢接。受訪者普遍指出,勞動力、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加上匯率因素,今年以來, 企業經營成本普遍上漲30%左右,而跟石油、棉花有關的行業,其原材料成本上漲100%。「東莞製造業的利潤也就是5%左右的水平,成本一上漲,大部分企 業基本是零利潤或虧損,即使接單,也只是為了勉強維持生存。」

  與此同時,企業回籠資金速度普遍放緩。一名東莞當地的小額貸款公司的老總表示,「以前回款一般是三個月,現在是六個月,以前是現金,現在是票 據。總的週期可長達九個月。」林江指出,回籠的資金用於經常性支出(如支付給原料供應商),由於利潤較為微薄,又不能獲得銀行信貸,企業基本上沒有錢去做 新的訂單。

東莞模式末路?

  理論上講,生產成本上漲,可以通過產品漲價的方式轉移成本上漲帶來的壓力。但在東莞這個「世界工廠」,企業卻是有苦難言。正是東莞傳統的加工貿易型經濟模式,令他們面對外部環境時,陷入被動局面,並越陷越深。

 

無論如何,以東莞為代表的低端製造業產業被逼入轉型期已無懸念。圖為東莞一家玩具廠,工人分類包裝生產的蠟筆。於連/CFP


  「東莞企業以來料加工型為主,兩頭在外,原材料掌握在外國人手裡,漲不漲他們說了算;銷售市場也同樣掌握在外國人手裡,降不降也是他們說了算。」上述電器行業外貿公司的老總顯得非常無奈。他指出,低價訂單你不做,自會有人來做。

  一名在東莞經營十幾年的台商也深有體會。他曾經是一家電子製造廠的股東之一,於去年底便賣掉了工廠的股權,轉戰深圳發展第三產業。「我們的利潤,從最初的30%,下降到15%,再降到5%甚至是零利潤,別說漲價了,幾乎產品每年都是在降價。」

  在林江看來,東莞現在面臨的困境,正是由於加工出口本身的競爭力不強,勞動力價格上漲,加之外商討價還價,且面臨著越南、印度、柬埔寨低廉勞動力所帶來的競爭,「這些因素都壓迫著東莞企業的生存發展空間。」林江說。

  面對困境,企業的選擇則不盡相同。

  一種比較突出的觀點是:東莞模式已經到頭。持有這種看法的廠商不少。「不敢說東莞會就此沒落,但它的頂峰早已過去。」上述台商指出。他選擇了撤離。他的說法是,「不賺錢的生意,可以做一段時間。但現在到了谷底,必須要止損。」

  對於以東莞為代表的加工貿易模式,他說道:「以前,我在華強北(註:位於深圳的全球電子產品集散地),看到一群群的『螞蟻貨軍』,很感動,覺得中國在崛起;可現在再看,想到美國有條有理的貨運物流模式,想著中國憑啥能趕上人家?」

  據其透露,他認識的台商約30%已撤離東莞,約有一半心裡想著撤離。一名商業銀行東莞分行的職員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過去東莞的塘廈是台商的聚集地,「現在整個都撤出去了」。

  但亦有不少企業認為東莞模式雖然艱難,但仍可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我們原來那種方式,還是可以繼續維持和發展下去。」上述電器行業外貿公司的老總說。為了掙扎圖存,他採取的做法是減衣縮食。「裁減外籍員工,換更簡陋的辦公室,賣掉汽車等。」

  一家東莞企業的管理人員指出,現在大家考慮的就是如何保住自己。一些企業為保證資金鏈鋌而走險,「去貸一些高利的款。」但是,「如果訂單收不到回報,就會虧本,甚至倒閉。」

  官方的數據更為支持後一種選擇。東莞外經貿局數據表明,超過90%的企業明確表示希望紮根東莞。同時,上半年雖有外資企業關停,但亦有外資企業 進入,新簽項目846宗,同比增加過半。據外經貿局的官員透露,之所以有新增投資,主要是日本核洩漏事件的影響,令一些日本廠商做出轉移。

  不過,幾乎所有受訪廠商都指出,願意留在東莞的一個前提,「我們需要有一個正當的發展環境,而不是中國特色的發展環境。」一名廠商稱,如扭轉目前這種被動的現狀,中國的外部環境必須改善。

癥結待解

  在廣州泛珠三角城市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王廉看來,目前困境背後仍有正面意義。他指出,前述出口先行數據增速放緩,顯現出來的其實就是東莞經濟結構性調整的趨勢。

  對於廠商的撤離和倒閉,王廉認為,國際上企業的死亡率通常為13%-15%,香港在轉型前更是達到了18%。「相當大一部分企業應當被淘汰掉, 不適應的企業應該考慮轉行。」東莞市發改局副局長王釗鴻也稱,即使是倒閉的企業也可說是升級轉型的一部分,適應不了市場而被淘汰屬正常。

  事實上,多年前東莞官方和企業主都已經將產業轉型提上日程,企圖避免目前這種困局。提出的思路,或轉內銷,或做品牌,或做研發,方向明確,也用心良苦。前述東莞外經貿局官員表示,近期的調查已表明,轉型越早的企業受影響越小,經營狀況越好。

  從量化指標上看,東莞目前有外資企業1.3萬家,加工貿易型大概1.1萬家。以前約有6000-7000家屬於「三來一補」型企業,不具備法人 資格,只有車間概念。現在這類型企業數目已降至3000-4000。由車間企業轉型法人企業,註冊為有限公司形式,企業能更好轉向內銷,發展自有品牌。這 也是政府層面對轉型的一個重要定性衡量。

  資料顯示,1998年前,東莞的GDP和廣東省的南海、順德、中山相當,而2010年,東莞的GDP幾乎相當於三個地方的總和。而現在,作為農村城市化典範的東莞,加工業發展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依靠外單拉動發展的時期已經過去,「現在已經進入到平穩期。政府沒有必要以出口量來衡量經濟增長。」王廉說。

  但在實踐中,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轉型都面臨重重困境。林江便指出,在政府層面,鎮一級政府與市政府對轉型就有不同的看法,對於鎮級政府而言,轉型是可轉可不轉,因為企業轉型將有可能帶來勞動用工、土地租用的減少,對當地的餐飲也有影響。

  轉型也不只是東莞一地之舉。以轉向內銷為例,企業進入內地市場成本很高, 林江說,地方保護主義(非關稅壁壘)、配額等問題都需要解決。此外,國內的稅、費都很高,流通環節相當複雜,加上政府成立的獨家代理公司的擠壓,轉為內銷並不是那麼容易。

  來自企業界的反饋更為直接:「轉型不了,沒人才與資金呀。原材料與核心技術都控制在歐美手中,不是由中國說了算的。轉型不過是專家理論,需要50年。」一名受訪者不客氣地說。

  上述台商也指出,早在五年前利潤被削薄時,台商便有轉型動力,但發現不可行。其一,「東莞沒有研發人才,如果有,我們也願意將台灣的研發基地搬 遷到東莞。」其二,「東莞乃至國內,營商環境太差。除稅收高外,每個政府部門都可以找你收錢,收費名目諸多。以前利潤高,跟他們分享無所謂,但現在利潤這 麼低,根本就沒法打點他們了。」其三,「政策不透明,不敢投資更新設備,數千萬元的設備投進去,不放心。」

  基於此,他指出,企業手裡有錢,寧願投資中國的房地產,外資企業也這麼幹。 他甚至提出「企業空心化的現象很明顯」。

  政府導向和職能的修正,成為企業界和學界迫切的訴求。王廉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對於企業升級轉向,政府應該只管兩頭:高端的一頭是想辦法提升創意和技術,低端的一頭管民生,如企業倒閉以後對於工人討薪和再就業的處理。

  他提出,政府應當加強風險管理,通過委託第三方諮詢機構對市場進行摸底調查,對整個城市的行業、企業進行評估,以確定重點監測的企業對象並公佈 這批目錄,同時要實現從政府管理向社會管理的過渡。政府還應當成立三個基金,分別是轉移升級基金、扶持基金(扶持向新行業發展的企業)和市場引導基金(通 過資助、委託第三方諮詢機構發現有增長點的新的行業方向,為企業提供引導方向。)

  一名台商則認為,政府應做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改善東莞的經營環境。「如果轉型有利可圖,企業自然會想辦法轉型」,他說,「刺激內銷市場不是長遠之策,2009年刺激了一次、2010年又刺激,現在已無成效。要想有個長遠的發展,政府必須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