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1-11/100325165.html

 希臘危如累卵未解,意大利又在懸崖邊緣,歐洲債務危機急速趨向總決算時分。多個經濟體的沉浮、歐元區的完整,都被放到了天平上。

  這是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的時刻。

  這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新任總裁,也是這一國際機構的第一位女總裁。此前,她已經先後收穫過多個第一:七國集團中的第一位女性部長、全球最大律師事務所之一的貝克·麥堅時(Baker & McKenzie)的首位女主席。

  1956年生於巴黎的書香世家,拉加德的教育和職業生涯橫跨大西洋:在法國勒阿弗爾念中學,而後在美國馬里蘭州的一所女子高中就讀,回到法國取 得法學學士及政治學碩士學位後,在1981年加入貝克·麥堅時,18年後成為公司主席。2005年開始,她回到法國,先後擔任工商部長、農業部長和財政部 長。

  成為IMF總裁而再次移居美國不久,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授予拉加德「全球公民獎」(Global Citizen Award),與她分享獎項的是美國參議員克里(John Kerry)和黎巴嫩已故前總理哈里裡(Rafik Hariri)。而在這之前,她已經在福布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排行榜上位列第39,女性中排名第9;《金融時報》則在2009年視拉加德為「歐元區最 佳財長」。

  除了傲人的簡歷,拉加德的個人素養也為她帶來「明星范」:素食主義、從不飲酒,膚色古銅、身材頎長;年少時曾是國家花樣游泳隊隊員,1.80米 的身高在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中「一覽眾山小」;穿著時尚幹練——《時尚》雜誌(Vogue)以她為封面,還專門研究了她家衣櫃和化妝品品牌。拉加 德稱得上法式精英教育的樣板。

  但在全球決策者眼中,也許更為人樂道的是她直爽和機智幽默的性格、對經典自由主義的執著追求卻不乏務實的態度,以及全球視野和促成交易的手段。

  2011年3月初,包括財新《新世紀》在內的中國財經媒體記者來到拉加德在巴黎的辦公室,對她進行集體採訪。談到之前不久的G20財長會議成 果,特別是匯率未能成為衡量全球經濟平衡的「量化指標」之一,當時還是法國財長的拉加德不掩怒氣:「大多數國家都希望能夠包含這一指標,只是因為中國的反 對而沒有實現,我們很失望!」

  11月3日—4日的G20峰會上,伴隨著其他成員各自「領取」了行動計劃,中國第一次在該場合承諾,將加大匯率靈活性,逐步減少外匯儲備積累,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和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賬戶可兌換。

  有人曾問她的經濟學理論傾向,出身律師行的拉加德不假思索:「我信亞當·斯密——也就是自由主義。」但這不代表她相信「看不見的手」是完美無瑕的。

  2008年秋,法國銀行德克夏集團(Dexia SA)陷入困境,法國、比利時、盧森堡三國政府聯合注資64億歐元將其國有化。代表成為大股東的法國政府,拉加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炒掉管理層,「他們太糟了,當然要捲鋪蓋走人。」

  那以後,拉加德成為歐洲國家中少有的,除了呼籲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還額外提出要增加金融機構資本金、推進監管改革的決策者之一。今天,在德法 政府紛紛表示希望推遲提高一級核心資本充足率的氣場之下,她力主歐元區在2012年6月底前,要求系統性重要銀行的一級核心資本充足率達到9%。

  拉加德相信國際協作。在2009年的一次對話節目中,喜劇脫口秀主持人斯圖爾特(John Stewart)以「二戰」時美國救助法國揶揄拉加德,她卻回應說,「我的理解是當時我們在一條船上,現在也是,要一起度過危機。」

  當然,巨大的榮耀光環也伴隨著艱巨的歷史責任,拉加德的工作不簡單。

  在她上任IMF總裁後半個月,歐元區各國在7月21日達成了將歐洲穩定基金(EFSF)擴容並改變其運作模式的初步協議,計劃用15年期或30 年期的新債置換希臘到期債務。當時各方認為,雖然方案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若能「把罐子沿路踢下去」,希臘債務危機已無大礙。

  深知國際談判變數的拉加德當時就顯得極為現實,協議達成後,她反覆強調著一個詞語:「執行(implementation)!執行!執行!」

  果然言中。10月26日的歐元區峰會,細化了EFSF擴容的兩種可能方式,私有部門同意「自願」減記希臘債務50%,決策者看到了希望。然而, 就在四天後,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George Papandreou)突然宣佈,計劃對包含希臘進一步實施緊縮措施的救助計劃舉行公投。

  拉加德立即決定,原定11月上旬發放給希臘的第六期總額80億歐元貸款,「要等到公投結束後,並且是所有不確定性都消除後,才能向IMF執行董事會提請發放。」這在當時意味著,希臘至多堅持到12月中旬即會發生直接違約。

  這不是拉加德履新四個月來的第一個「抉擇時刻」,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G20戛納峰會結束不到一週,剛從歐洲過山車式的戲劇性變化中抽身,拉加德已抵達北京。兩天的行程中,她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等會面,就國際經濟形勢及中國與IMF合作展開討論。

  在抵京當天下午,拉加德即接受本刊專訪。從一國財長變身多邊國際機構負責人,她轉身很快,多了一絲圓通,但犀利詞鋒還在。

有沒有針對希臘違約的應急方案?

「我們的應急方案就是不讓希臘違約」

  財新《新世紀》:若希臘出現無序違約,會對歐洲和全球金融市場造成什麼樣的連鎖反應?你有沒有一個針對希臘違約的應急方案?

  拉加德:我們的應急方案就是不讓希臘違約。10月26日和27日的歐盟峰會所作出的決定非常清楚——要確保希臘能夠實現改革、提高競爭力、削減一些債務負擔,比如私有部門減記希臘債務50%,還有一個未來幾年內專門針對希臘的共同融資方案,這些都是為了讓希臘「站穩腳跟」。

  總之,違約完全不在任何計劃的假設情景之中,一切都是為了避免違約。

  財新《新世紀》:有看法認為,歐洲央行應當更多地參與救助,推出美聯儲式的量化寬鬆,發揮最終貸款人的功能。你怎麼看?

  拉加德:與過去相比,歐洲央行已經做了很多,比如最近推出的13個月長期流動性工具,新啟動一個400億歐元的擔保債券購買計劃,而此前已經開始在二級市場上持續買入希臘、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國債。

  有很多人希望歐洲央行做得更多,特別是在危機時期,還認為歐洲央行應向公眾更好地傳遞貨幣政策信號。我想這些爭論會持續下去。但此時此刻,歐洲央行不認為這些是它的工作。我認為它確實已經做了許多,如果再多做一點,會有幫助。

  財新《新世紀》:在應對債務問題上,歐美領導人表現出很難在政治上達成一致。你作為IMF負責人,在與他們一道應對危機的過程中,有沒有因為這些國家缺少政治領導力而產生擔憂或挫敗感?

  拉加德:政治領導力是足夠的,問題是應對措施在方式和規模上並不足以解決危機。領導力經常被運用在一國之內,但危機不管邊境線,它超越國家領土,由各種路徑傳染到貿易領域、金融領域。我們所習慣的基於本國的領導力,就不足以應對這些超出國境範圍的問題了。

  打個比方,當我們看銀行體系、金融機構時,一國法律的著眼點是處理該國某個金融機構的破產問題。這些法律不具備——我懷疑今天也仍然不具備,應 對跨國破產或突然、大規模的資金停擺的能力。因為(這些金融機構)不透明,交易對手是誰也不清楚,還缺乏有權處理國際金融問題的跨境監管機構。

  現在,我們正在處理的問題核心不再是金融機構,而是主權債務危機、市場和投資者對這些主權債務的信心。但道理是相同的。

  財新《新世紀》:在近期G20峰會第一次公佈的「行動計劃」中,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承諾了非常激進的削減赤字計劃,比如,美國還在提十年內減債4萬億美元,而這已經被認為不太可能實現。那麼,我們為什麼要相信,這些計劃是可信或可行的?

  拉加德:說是一碼事,做到是另一碼事。必須關注這些計劃的實施。從IMF的角度,我們會有定期、主要是年度 的政策審議,會與這些主要經濟體的決策者會面,對其政策實施做出評價,比如經濟是否在正常軌道上運行,特別是指出執行與承諾之間的差距。「行動計劃」的關 鍵在行動,而不是說大話。

中國貨幣政策可微調

「貨幣政策緊縮不一定非要劇烈、激進,而可以是緩和、審慎的」

  財新《新世紀》:你今天(11月9日)上午演講中最有意思的一句話,是說到如果全球經濟出現重大惡化,中國需要進一步放鬆過緊的貨幣政策。你能做進一步解釋嗎?你有沒有得到中國官方就此的回應?

  拉加德:我覺得自己還說了許多其他有趣的事情,可能你們不太感興趣?

  今天早上,我談論的是亞洲整體。中國至今已經採取的措施是在去年刺激之後,瞄準降低信貸增速,同時著眼於降低通脹和信用質量風險。現在我們看到通脹下行,趨勢是適宜的,目前應當保持。貨幣政策緊縮不一定非要劇烈、激進,而可以是緩和、審慎的。

  在接受你們的採訪之前,我剛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會面,並沒有從他那裡聽到對我這政策建議的反對。當然,也許他還沒時間看我的講話稿(笑)。

  財新《新世紀》:中國在G20「行動計劃」中承諾,將逐步實現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如何理解這一承諾的重要性?你希望中國政府如何兌現承諾?

  拉加德:完全可兌換以及人民幣國際化,勢必會有助於人民幣進入特別提款權(SDR)的貨幣籃子。這將發出一個好的信號。

  中國是國際經濟重要角色,是領導者。應該怎麼說呢?中國是如此重要,它的貨幣在這樣一個籃子裡卻沒有體現,總是有些不正常。我不能肯定(人民幣進入SDR)就能夠改變世界經濟的全貌,但這將是一個強有力的信號。

  至於執行,當中國政府宣佈一項決策,這肯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我有信心。

  財新《新世紀》:近來,關於中國救助歐洲的各種呼聲不絕於耳,G20峰會之前尤為如此。歐洲太大了,不是誰都能救的,但中國能夠起什麼幫助作用?

  拉加德:幫助別人就是在幫自己。中國幫助其他國家就是幫助自己。

  舉個例子,像中國這樣的出口大國,需要有良好、穩固的客戶群體。希望他們會購買你的產品,月底會按期支付賬單。像歐盟特別是歐元區這樣的一個巨大經濟體,確保他們不至於痛苦到使別的國家也陷入困境,是符合全球經濟利益的。

  如果歐元區的問題如此嚴重,以至於損害到與它對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的貿易,這都是個糟糕的結果。

  財新《新世紀》:過往是金融危機時,發達國家通過IMF援助發展中國家,但近年來出現了逆轉。平時,新興經濟體要借錢給發達經濟體;遇到危機,新興經濟體要通過IMF借錢給發達經濟體。如何理解這一變化?如果未來出現更多更大的金融動盪,IMF需要更多資金,對新興經濟體有何期待?

  拉加德:我還沒看到額外的貸款,聽到你提起此事真是太好了(笑)。

  言歸正傳,確實有這樣一個方向轉換,新興市場不但在經濟增速上,在全球GDP中的權重,在國際舞台上的發聲以及承擔的責任,恐怕就在我們對話此刻,也在不斷增長。

  對於增強IMF的「火力」,一種可能是成員國通過雙邊機製做出貢獻,以雙邊貸款的方式注入到IMF總的資金池。

  另一種可能是份額調整,但這並不適用於我們現在所處的階段,因為2010年改革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調整還在進行之中(改革方案已在IMF執董會獲得通過,待187個成員國立法機關批准生效——編者)。

  我很樂意看到能有錢進來,然後我們可以談其他項目。但至少一點,如果成員國願意採取雙邊機制貢獻力量,這是完全可行的。

良藥苦口

緊縮政策不可避免帶來痛苦,但要避免針對弱勢群體,不使他們承受太多痛苦

  財新《新世紀》:IMF在救助時,通常會要求借款國實施緊縮措施,但有人認為在執行上有「雙重標準」,對亞洲、拉丁美洲比對希臘等發達國家更為嚴厲。你怎樣看待這種批評?IMF又怎樣做到「一碗水端平」?

  拉加德:這裡有個誤解。首先,我們的政策就是要一視同仁。由24位成員組成的董事會,在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和低收入國家之間取得了很好的平衡。在那裡,新興市場有非常強的聲音,要求「一碗水端平」,這比發達國家的聲音強烈得多。

  實際上,現在你要是問問希臘的普通人,是不是感覺緊縮計劃比較輕鬆,他們一定會不同意。

  財新《新世紀》:過去在亞洲和拉美金融危機,現在在希臘,IMF開出的「藥方」都是財政整頓、緊縮措施。過去,這些措施真的起到了好的效果嗎?現在,已經深陷衰退的希臘,會由此獲益嗎?

  拉加德:其實,最合適做出評判的恰恰是這些經歷危機、被救助過的國家。在當時,藥方開出來、吃下去,你不會太感激。作為一國政府,你有自己的合法性,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要有藥方。這時候,外人介入,說:「那些都不對,應該有這樣那樣的政策。」換成誰都不會太舒服。

  不過,伴隨危機的克服,當這些國家經濟結構得到改善,金融部門推進改革,整頓財政政策,重樹市場信心之後,這些國家往往會說,「下藥時真的很不情願,但很幸運我們走過這個療程。」

  昨天我在俄羅斯,會見了總統梅德韋傑夫。在之前的G20峰會上他說,我們不太喜歡這樣,IMF進來說,該做這,該做那,該清理金融業,但這其實是有益的。

  亞洲國家確實有不少牴觸情緒,認為IMF過於僵化。但私下裡,很多亞洲國家政府官員都對我說過,這一次危機中,他們之所以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經濟遭受重創,那樣痛苦,很大程度上由於他們改革金融體系、整頓財政之後,現在的經濟更健康。

  總之,良藥苦口,但當它起作用的時候——多數情況下都是如此,你就會想到它是有益處的。

  還需要補充一點,20年前的政策工具與我們今天設計和使用的有些不同。現在我們加入了社會維度。在確定要實施緊縮措施的同時,就要確保這些措施 不針對弱勢群體、低收入人群、收入不多的打工族,不能使他們承擔太多痛苦。我們在希臘、愛爾蘭救助計劃中,都加入了這一社會維度。我認為,他們會起到幫 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