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eo.com.cn/2012/0820/232188.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宋馥李 張宏 找礦一年多的時間裡,幾無所獲,說起來,烏日圖有幾分懊惱。

他常常開著探礦車,沿著中蒙邊境線蒙古一側,考察多個礦區,一走就是十多天。作為內蒙古秋林集團駐蒙古國代表,烏日圖身負重任,為公司尋找高熱值的焦煤礦。

可是,難就難在,靠近中蒙邊境的礦藏,早都名花有主。烏日圖使出渾身解數,通過中介機構、朋友等各種途徑打探,也只能試圖從別人手中盤下礦權。

這是一件風險極高的事,而且要付出難以估算的投入。這些礦藏往往只有探礦證,大多數沒有任何勘探資料。已有歸屬的礦藏,要麼不允許打鑽探礦,只能像下注賭博一樣直接購買;要麼允許探礦,但要支付高額的預付金。

無論哪種情況,找不到礦藏的可能性永遠存在,烏日圖說:「每個礦都得試鑽,幾鑽下去,就是幾百萬。」但是,找礦的種種艱辛和投入,仍然敵不過優質礦 藏的巨大誘惑。「只要手裡有礦,心裡就有底,雖然現在國內煤炭行情不好,但這只是一時的事,焦煤的利潤,只是大與小的問題。」烏日圖說。

到蒙古去

秋林集團,這個總部位於內蒙古巴彥淖爾市的企業,1995年進入蒙古國。他們收購當地牧民的羊絨,經過梳洗,加工成半成品,出口到歐美等國家。1999年初,由秋林集團投資的中蒙合資羊絨深加工企業「紹日開細米」公司,曾是在蒙中資企業中最大的絨毛深加工企業。

不過,隨著蒙古國取消羊絨的出口關稅,將羊絨運回中國加工,要比在蒙古國加工更便宜。秋林集團在蒙古國的羊絨加工廠,漸漸萎縮。從2010年開始,內蒙古秋林集團設在蒙古國的公司開始把目光投向了礦業。

實際上,在更早幾年,隨著蒙古國礦業開發掀起熱潮,秋林集團進入了煤炭運輸業。現在,他們有300輛載重量達60噸以上的貨車,從事礦場的長短途運輸。

從羊絨深加工到煤炭運輸,再到謀求轉型到礦產開發,來自中國的秋林集團,剛好循著一條蒙古國中資企業的發展路徑,即由輕到重,再向多元化發展。

1992年,中國的二連浩特口岸正式開放。中國投資者正是從邊貿發端,漸次進入蒙古國。那時,蒙古國的生活用品奇缺,紛紛用羊皮、羊絨等畜產品,展 開了以貨易貨的貿易,向中國換購日用品。而到蒙古國收購羊絨,是最熱門的生意,也成就了第一批淘金者,他們在蒙古國牧區收購羊絨和羊皮,再轉手銷售到國 內。

嗅覺靈敏的溫州人,更是將商品運到口岸,輸送到蒙古國,或轉運到俄羅斯。「南有深圳,北有二連。」作為向北開放的橋頭堡,二連浩特的邊貿,開啟了中國投資蒙古國的窗口,借由這條通道,中國商人開始涉足蒙古國。

從1998年開始,中國正式開始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此後,內蒙古的很多企業,憑藉著天然的地緣優勢,逐漸形成了到蒙古國經商的風潮。也正是這一年,中國成為蒙古國的第一大投資國,這時,投資的主方向,已經悄然變為礦產。

蒙古國內蒙古商會會長劉巴特爾告訴記者,當時的蒙古國,對礦產開發沒有任何限制,完全放開。任何一個人,無論是私人、公司、組織,都可以登記礦權,不要求任何資料,只要提供坐標,填寫申請書,交5萬圖幣(200多元人民幣)的手續費,就能申請拿到勘探證。

這種幾乎沒有門檻的礦產政策,極大拉動了礦產業的外商投資,也導致礦權分配太過草率,為投機炒作埋下伏筆。在遭受前蘇聯解體帶來的衝擊後,蒙古國實 施了激進式的轉型,在新舊經濟體制交替之間,出現了很大的制度真空。一些佔得先機,或者是信息靈通的人,掌握了大量的礦權,自己不開發,專事倒賣。所以, 來找礦的中國人,常常能見到,擁有礦權的人手裡拿著一沓的礦產證。

中國人在發現蒙古,蒙古人也在自我發現。原來腳下的土地裡,蘊藏著無盡的財富。十年間,蒙古國礦山開採權價格直線上漲。以金礦為例,到2005年 時,上漲到幾十萬美元,到2007年時,上漲到幾百萬美元,現在,一些好的礦山,已經上漲到千萬美元以上。十年之間,上漲了1000倍。

蒙古人對礦產資源的認識迅速提高,也迅速從加拿大、中國等國家,學習借鑑了對礦產資源的管理制度。這個時期,中國人到蒙古國開礦,也漸成大勢,在先期淘金者的帶動下,一個個淘金經歷經過口口相傳,演繹成一個個暴富的神話。一時間,大大小小的中國商人們,湧入蒙古國。

這一時期,局面愈發混亂。2006年初到蒙古國時,羊絨商人趙巨榮,同樣跑了很多地方找礦,但競爭已十分激烈。當時,90%到蒙古國的中國商人,都只為找礦,但沒有可靠的關係,十有七八是假礦,很多中國商人因此受騙上當,甚至傾家蕩產。

對礦產開發的狂熱漸漸消退,中國商人們開始清醒地認識到:找礦和開礦是一項極具風險的投資,大多數民營企業並不具有開發大型礦藏和承擔風險的實力。但中國很多大型國有企業,依然漸次挺進蒙古國,如神華集團、中鋁集團、中國有色金屬集團等。

2006年之後,這種趨勢愈發明顯,中國國企參與蒙古國礦產開發,漸漸成為主流,而中小民營企業,則在其他行業尋找商機。蒙古國政府,也樂於鼓勵中 國商人向更多的行業投資。找礦無果,趙巨榮果斷轉變方向,由礦產轉向房地產。房地產隨即成為除礦產之外,中國投資者第二個投資熱點。

蒙古國幅員遼闊,每平方公里僅有1.5人,可首都烏蘭巴托卻很擁擠,夾在兩山之間的圖拉河谷中,烏蘭巴托在前蘇聯規劃時,設計的人口規模只有40 萬,可如今,烏蘭巴托的人口已經迅速膨脹到了120萬。土地資源日漸稀少,也推動了房地產價格上漲,烏蘭巴托新房每平方米價格已經高達8000元人民幣, 並還在繼續升高。

如今,烏蘭巴托的房地產開發商,也迅速增至20多家。而以礦產開發和房地產為主導,中國商人在蒙古國已經在各行各業開始有所發展,最普遍的,當然是酒店和餐飲業。另外,房地產的興起,也帶動了建材行業快速發展。

從來不是投資樂土

蒙古國從來都不是投資的樂土,最誘人的時候,也是風險最高的時候。

十年間,廣泛興起的開礦潮之下,最先折戟的,是那些對礦產開發一無所知的中國人。他們本就不熟悉蒙古國法律,也不瞭解蒙古國情,興沖沖地來到蒙古國,沒有完備的手續,盲目地投資開礦,結果一旦遭遇查處或欺詐,就落得血本無歸。

另一種情況是,對礦產資源把握不準。這些礦產,雖然有前蘇聯留下的勘探資料,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需要重新做細緻的勘探工作。很多人僅憑原始資料就買 下了採礦證,結果卻沒有挖到礦產,或者只挖到很少的礦產。此外,礦產開發,必須考慮運輸問題,對於中國投資者來說,在蒙古國交通短期內難以改善的情況下, 像煤礦和鐵礦石等大宗礦產品,運輸是個核心問題,只有靠近中蒙邊界,才有經濟效益,具有投資價值。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直到今天,因為投資礦業獲得良好回報的人,仍是少數。後期挺進蒙古國的央企巨頭們,多數是從戰略上參與,真正見到效益,還很遙遠。

正如劉巴特爾所說,蒙古國的礦產問題,並不是完全由法律協調的,更多是政治和社會因素,還有人們的觀念問題。很多事情單從法律的角度看沒有問題,可是社會的整個思潮,社會的政治化影響很大,給礦業投資者增加了很大的困難和不確定性。

塔本陶勒蓋煤礦,被譽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未開採煤礦」,已公開的資料顯示,礦區煤炭儲藏面積達400平方公里,煤層厚度190米,原煤出焦率60%以上,是世界上的緊缺煤種。

高儲量的優質煤炭令國際能源巨頭們垂涎。8年前,包括中國神華集團和日本商社三井物產組成的財團、美國礦業巨頭博地能源、巴西淡水河谷、瑞士斯特拉塔、歐洲鋼鐵巨頭安賽樂米塔爾以及俄羅斯國企俄羅斯鐵路集團等6個競標者,參與開發權競標。

去年,中國神華集團本已取得了該礦40%的股權,但消息傳出未滿一個月,蒙古國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便以「因國民不支持,總統也無法支持」的理由,宣佈重新審定歸屬。

今年6月,蒙古國開放後長期執政的人民黨在新一屆議會選舉中失敗,民主黨即將上台組閣。政府換屆之際,前總統恩赫巴亞爾突然被捕,並被以腐敗罪,判處4年零1個月的有期徒刑。

從2000年7月至2009年6月,恩赫巴亞爾曾擔任總理、大呼拉爾(議會)主席和總統。這段時間,剛好是中國商人投資蒙古國風起云湧的時候。蒙古國經濟快速增長,但貧富差距也急劇擴大。在蒙古國內,支持和反對恩赫巴雅爾的聲音,在其執政的時候,就尖銳地同時存在。

對於中國投資者來說,最關心的問題莫過於,蒙古國的外商投資政策,是否會一以貫之?短期內,還無法獲得滿意的答案。

現實的蒙古國,一切還在迷霧中,細究起來,皆是風險。無論是礦業,還是房地產,投資額很大,一旦發生重大變動,投進去的錢不可能抽身。這讓那些身處其中的中資企業,更加重了猶疑和觀望。「雖然口頭上都支持外商投資,但在執行層面,誰知道會有什麼變化呢?」趙巨榮說。

但在蒙古國開採螢石礦的陳松岩則仍抱有信心,他認為,無論哪個政黨上台,支持外商投資的政策可能微調,但不會大變,因為蒙古國經濟近年來因外資流入而高速增長,蒙古國民眾也從外商投資中得到了實惠。

離不開,放不開

雖然蒙古國的歷屆政府,都會大力支持和鼓勵外商來蒙古國投資。但是,在如何看待中國投資者這個問題上,在蒙古國並沒有一致的聲音。尤其是,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踏上蒙古國土,種種歷史的、現實的衝突和隔閡,更是加劇了這種狐疑和猜測。

上個世紀90年代初,蒙古國經濟困境的直接原因,是過於依賴蘇聯,蘇聯解體給蒙古國帶來沉重打擊。1990年到1993年短短三年間,國民經濟倒退了10年。因此,改制後,蒙古國吸取了教訓,實行不結盟、多支點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

這種政治傾向反映到投資上,就是不希望蒙古國被中國抑或是其他一些國家所控制。作為最大的投資國和潛在市場,蒙古國對來自中國的投資,有著複雜的心態,既希望中國繼續擴大投資,又擔憂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掌控蒙古國的經濟命脈。

蒙古國內蒙古商會會長劉巴特爾分析說,蒙古國的這種心態,可以歸結為六個字:離不開,放不開。

最鮮明的例證是:今年5月17日,在議會選舉前夕,蒙古國通過了《戰略領域外國投資協調法》,這個匆忙出台的法律,帶有很強的政治意圖。

劉巴特爾指出,從法律條文能夠明顯看出,針對中國企業的進入,蒙古國將一些關鍵領域,諸如礦產資源、新聞媒體、銀行等,設置為戰略領域。既然是戰略領域,未來國家就可能去掌控。現在,還沒有中國企業進入銀行業,可是蒙古國的執政者,已經注意到了這方面的動向。

「我知道有一家中國的銀行,本來是有意願開辦蒙古分行,可該法律一出台,就收手不做了。」劉巴特爾說。

從政府到民間,中國人永遠是蒙古國的重要話題。

蒙古國開放以來,曾經出現過兩次較為明顯的排華潮。一次是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大量假冒偽劣產品,經二連浩特等關口湧入蒙古國,一方面損壞了中國商品的商譽,另一方面也引發了蒙古國民眾對中國商人的反感。

另一次排華潮則出現在2007年前後。礦產開發和房地產的興起,使得大量中國工人來到蒙古國。在很多礦場和建築工地,中國工人與蒙古工人在直接接觸 中,因為語言的隔閡,再加之生活態度和習慣上的差異,爆發摩擦和衝突。頻繁的衝突,引發了一輪排華浪潮,並催生了一些排華組織。

如今,行走在烏蘭巴托的街頭,偶爾會見到一些私家車的車尾,貼有這樣的標語:決不允許外國人拿走我們的資源。凡此種種,在蒙古國的媒體上,也經常可以見到這樣的情緒表達。中國一些知名企業,也時常被蒙古國的報紙點名批評,就連他們的蒙古合作者,也會遭遇壓力。

趙巨榮的大業創業房地產公司,為了規避這種衝突帶來的風險,就實行了「中國人歸中國人管,蒙古人歸蒙古人管」的策略。趙巨榮說,在緊張施工的時候, 往往很小的事情就能引發摩擦。比如,中國南方來的工人,說話語速快,語音高,直接對話的時候,蒙古人常常以為中國人在罵他們,如果沒有人及時疏解,很可能 釀成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