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10-12/100446323.html
 過去一兩年,全球股市十分關注政府會出什麼政策救市,如美國何時推出QEⅢ,歐洲央行有沒有救助希臘的方案,中國何時才會推動新一輪刺激經濟政策 等。但往往政策一公佈,市場在興奮一下後便無以為繼。這種情況在A股市場特別明顯。假定市場是理性的,這與2008年底中央政府公佈「4萬億」刺激經濟方 案後市場的積極呼應,確有天壤之別。

  這反映出投資者對這類政策的成效十分懷疑。這帶出另一個問題,刺激政策在何種情況下才能發揮最大的功用,以及這些政策需要一個怎樣的社會環境來配合?

  不論是財政或金融的刺激政策,對挽救一場經濟危機的作用遠大於推動經濟持續增長。在上個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時,市場蔓 延的緊張情緒導致了一些極端行為,如銀行間因害怕對方出現擠兌而不願互相貸款。基於現代經濟基本以信貸來支撐,資金鏈一旦斷裂,經濟便會急速下滑。在危急 關頭,央行以寬鬆的金融政策來扮演「最後貸款人」是至關重要的。危機同時,大家擔憂經濟前景不願投資或消費,政府加大公共消費和投資可穩定當前經濟,還可 穩定市場信心,促進民間消費和投資。

  但發達國家的經驗大都表明,刺激政策只在短期有效,畢竟一劑止痛藥不能根治病源。當危機過去後,一國經濟能增長多快主要由當地的各種要素(勞動 力、土地、生產力增長速度)決定。政府的政策干預反而愈來愈失效,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的滯脹和90年代日本的經濟困局便是證明。現今的中國,期待政府以 持續的積極財政/金融政策將經濟增長保持在指定的目標是不切實際的。

  另一個影響政策效果的因素是當前的社會環境。很大程度上,無論政府花再多錢對推動經濟都有限,關鍵在於民間投資和消費;而決定民間投資和消費的 主要因素是否有一個清楚的社會論述讓大家對前景有更清楚和樂觀的看法。在2008、2009年,中國經濟在全球金融風暴中能最早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民 眾對「中國模式」的堅定信念,以及對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執行上的高度信任。因此,「4萬億」刺激方案甫一推出,市場便積極跟進,甚至後來民間和地方政府的投 資力度遠大於中央政府。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當時的政策乘數效率是十分高的。實際上,當時不單國人振奮,大部分的海外人士也對「中國模式」推崇備至。

  然而,過去這一兩年來,隨著高鐵事故、房地產泡沫蔓延、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及對重慶模式反思等問題的湧現,國內民眾對這種以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 式的可持續性的質疑,在不斷增長。銀行對政府融資平台的貸款意願已過謹慎,工業投資和居民消費的增長速度開始放慢。這都不啻為市場對「中國模式」的「不信 任票」,因此寬鬆的財政、金融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便大打折扣。類似情況也發生在美國, 2008年底-2009年初美聯儲推出第一輪量化寬鬆(QE)時,市場普遍歡迎,此輪QE對阻止經濟急促下滑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到了QEⅡ,除了推高新興 市場的通脹和房價外,對美國經濟的貢獻已十分有限,因為政府無力安撫居民對經濟前景的憂慮。

  中國的當務之急,並非是政府再拿出多宏大的救市方案,因為在長期經濟前景和結構調整不明朗時,刺激經濟政策的成果將十分有限——那時僅由政府花錢,企業和居民不願跟進。

  現在亟待解決的是要重新建立一套關於中國的經濟社會論述,讓投資者重拾信心。此過程中,需要推動很多經濟、社會改革,包括重新定義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功能,保障農民在土地流轉中的利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和依法保護民營企業,以及打破利益集團對主要行業的壟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