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頭“大象”再次闖入公共視野。

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以研究不平等問題見長。在他2016年的新書《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時代的一種新方式》中,他繪制出1988~2011年間全球收入的分布圖。其中開創性地揭示了這一輪全球化以來的不滿者——高收入國家的中低中產階級——在二十余年以來遭遇了實際收入停滯不前的困境。由於形似大象,又被熱議者取名為“大象圖表”。

米拉諾維奇的這張“大象圖表”為當下新一輪反對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情緒高漲的緣由提供了線索。從英國脫歐、特朗普現象到美歐民眾反對新一輪的貿易協定,背後莫不是高收入國家中低階層為保護自己的“公民身份租”(citizenship rent)而進行的抗爭。

那麽,全球化已遭遇瓶頸了嗎?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家馬丁·沃爾夫在最新的專欄文章中認為,如果以貿易和資本流動來判斷,證據清晰。原因在於,全球化並未能平等分享紅利,尤其是在高收入經濟體內部。

需要看到的是,2008年以來不斷預警的高收入經濟體內部不平等問題在2016年的英美和2017年的歐洲大陸上都將產生深遠的政治影響。西方政治家再次面臨古老的全球化難題——民主、國家主權和全球經濟融合不可兼得。而當相當一部分選民不再相信貿易將令人受益之時,究竟是要放下身段迎合民粹來贏得大選,還是拿出一劑妙方來改善分配和管理全球化?

象征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大象圖表”

全球財富增加,收入差距擴大

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開始專註研究不平等問題的米拉諾維奇曾自嘲道,全球不平等問題在當時並不是什麽“顯學”,而且一直也不是,直到近五六年才被普遍重視。

關鍵的觸發點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一方面主流經濟學遭到質疑,另一方面許多受到金融危機重創的普通民眾開始意識到20余年以來自己收入的停滯。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伴隨“家庭調查”這一衡量收入及其差異的最有效手段在全球大部分地區的完善,米拉諾維奇得以對全球收入分配數據進行常年追蹤。在早期研究中令他不解的是,20年間,多數國家的收入差距都日益擴大,這與人們預測收入差距時最常用到的“庫茲涅茨曲線”相悖。

在上世紀50年代,諾貝爾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提出倒“U”字形的“庫茲涅茨曲線”:即隨著勞動力從生產效率較低的農業部門轉移到生產效率較高的工業部門,人們的平均工資增加、薪資差異拉大;之後,隨著社會發展步入成熟階段、社會富裕水平提高,城鄉差距會縮小,而養老金、失業保險及其他形式的社會轉移支付將會縮小收入差距。

以經合組織(OECD)定義的最富裕國家來看,其收入差距起初符合庫茲涅茨曲線的先升後降規律:在19 世紀末的英國和20 世紀20 年代的美國,收入差距在擴大到極限後出現大幅度、持續縮小,並在20 世紀70 年代末觸底。但從那時起,包括美國、英國等大多數最發達經濟體,社會財富顯著增加,收入差距也迅速擴大。

在2010年,美國的實際人均收入比20世紀80年代增長65%,英國則增長77%。但在同時期,美國的國民收入差距卻日益擴大,基尼系數從0.3上升至0.4,一度更高;英國則從0.3上升至0.37。米拉諾維奇指出,總體而言,從20世紀80 年代中期到2006年,OECD成員國的20個富裕國家中有16個國家的收入差距擴大。

放眼全球,米拉諾維奇看到,全球範圍內收入不平等自2000年以來持續呈現下降趨勢,這其中很大原因歸功於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升。

簡而言之,米拉諾維奇觀察到了經濟財富在全球範圍內20年間的再分配: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水平上升,一些大型發展中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甚至出現了升至全球平均值的潛力,而OECD老牌富裕國家盡管整體收入上升,內部收入差距卻在不斷增大。這一現象後來被他繪制成為“大象圖表”。

米拉諾維奇發現,自1988~2008年,最富有的1%人群的收入增加了60%,而最貧窮的5%人群收入則毫無變化。同時,20余年中,全球平均收入中位數提升。提升幅度最大的來自中國、印度、印尼和巴西等國中的“新興中產階級”。但高收入國家的中低中產階層,遭遇了實際收入停滯不前的困境。

捍衛自己的“公民身份特權”

米拉諾維奇的“大象圖表”還存在一個關聯理論,即“公民身份租”:即由於高收入國家人均收入增速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的水平,因此,大部分情況下,生在哪兒,比做什麽更重要。

比如,米拉諾維奇曾在推特上繪出一張圖表,指出即便最貧窮的丹麥人,也要比最富裕的烏幹達人收入高。米拉諾維奇並總結為,“個人收入,60%取決於他出生在哪兒,20%取決於他的父母是誰,剩下20%才跟個人努力有關。”不過,高收入國家內部正在發生的收入不平等加劇正在蠶食這樣的“公民身份特權”,換句話說,身份含金量正在下降。

英國人能夠選擇“脫歐”以及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和大量歐洲極右翼候選人所受到的廣泛歡迎,可以被視為是高收入國家的中低階層為保護自己的公民身份特權而進行的抵抗。

諾貝爾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評價“大象圖表”時指出,米拉諾維奇所指出的發達國家中下階層,實際上代表了2008年接受緊縮政策後,發達國家中大部分中產階級的現狀。這就不難解釋,在老牌富裕國家針對全球化的調查中,無一例外的結果是“令人感到非常糟糕”。民調機構YouGov針對“日子過得比以前更好還是更差”的問題中,老牌富裕國家全面淪落:在一項今年年初的調查里,有高達81%的法國人以及65%的英國人和美國人都表示,日子比以前過得更差了。

但實際上,全球化帶來的福利比比皆是。首先,人類的壽命更長了。除了戰亂國家,2000~2015年的人均壽命增幅之高實為少見;其次,全球貧困人口急劇下降,20世紀80年代還有44%的人生活在極度貧困中,而到了2012年,這個數據已經下降至12%。

正在停滯的全球化

正如大部分關註全球化與不平等問題的經濟學家常年所警示的那樣,如果不改變全球化的管理方式,在政治上引起的負面影響將反噬全球化的成果,甚至會造成全球化進程的停滯。

當下這一負面效應已經滲入政策層面,美歐民眾對諸如“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以及“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的多邊貿易的反對,令歐美政客集體轉向。從數據上來看也不樂觀:自2008年以來,世界貿易與產值的比例幾乎沒有發生變化,這也成為了二戰以來停滯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段時期。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在報告中指出,從1945~2005年的60年間,全球貨物與服務貿易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外商直接投資扮演了強力的經濟驅動角色。

與此同時,歷史上全球貿易曾經在1974~1978年、1980~1986年、2000~2004年出現停滯或下降,但是此次(2008~2016年)的停滯期最長。此外,外資的流入與全球產值比例依然遠低於2007年的3.3%。同時世界範圍內外資的總額從2007年的19萬億美元峰值跌落到2014年的12萬億美元。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認為,這是由於缺乏自由化進程以及許多小範圍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所催生的,除非全球能夠迅速通過TPP、TTIP等貿易協定,否則貿易停滯有可能延續至2020年。

然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也在報告中悲觀地提到,“考慮到目前對於自由化的懷疑,以及反對全球化的情緒,全球貿易增速重回6%、FDI年投資額實現每年20萬億美元的目標看起來很遙遠。”

沃爾夫認為,從貿易自由化和資本流動的停滯可以斷定,全球化進程正在停滯。盡管跨境資金流動的降低與這一輪金融危機催生的監管措施相關,不過總體而言,無論是排外情緒、貿易增速放緩還是一系列政治事件,都可以看到,對於全球化的政策支持在下降。沃爾夫提出,“最重要的是,西方民眾中的一些重要群體不再相信增加貿易會讓他們受益。”而實際收入的下降為此類懷疑提供了佐證。

當然,正如世貿組織(WTO)所客觀地指出,80%以上的工作崗位減少都是因為創新和生產率提高,貿易並不是主要的原因。然而,當發達國家中下階層“又焦慮又生氣”時,就已經不存在對貿易進行理性討論的氛圍了。

同樣關註不平等和貧窮議題的諾貝爾經濟學家迪頓(Angus Deaton)指出,如果不能照顧那些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在富裕國家中受到全球化沖擊的人們,“那麽我想我們就處於很可怕的危險之中了。” 迪頓還強調,美國民粹主義類型候選人特朗普以及英國的“脫歐”投票,都是因為“沒有處理好全球化的結果”。

還有猛藥嗎

在米拉諾維奇看來,好的全球化是全世界的中低收入階層過得更好。

諾貝爾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也表示,他不反對全球化,但是反對新自由主義者在全球化中管控進程的方式。也就是,由於擔心反向激勵效應,政策制定者不願出臺保護輸家的福利措施。

另一方面,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講,拒絕對收入進行再分配的緣由也可能是由於金權政治,即政客習慣性地忽視中低收入群體的訴求,且富裕階層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較其他階層大,因此,遊戲規則從“一人一票”逐步轉向“一元一票”。

然而,在看著全球化停滯,或者重新審視富裕國家中低階層訴求的兩難選擇中,西方政客在橫跨2016~2017年的密集選舉中究竟要如何做出選擇?

目前看起來主流的選擇是,擁抱貿易保護情緒,先贏得選舉。這種選擇不僅在美國大選兩黨候選人身上都得到了高度統一,在2017年將先後面臨大選的德法候選人身上也不例外。德國社民黨領袖、副總理加布里爾在選情壓力之下,也屢屢出言反對TTIP;同樣,法國總統奧朗德也從今年4月起同TTIP拉開距離,他對TTIP的反對甚至比德國更激進。仍然堅持力挺TTIP的,僅有德國總理默克爾。

另一種更加長效的選擇是,政府改革社會福利,幹預抑制收入差距擴大。米拉諾維奇認為,可以通過提高稅收、增加社會轉移支付,對高技能勞動者相對多付出的部分進行再分配來實現。他曾提出,歐洲大陸國家推行了更為積極的再分配政策,收入差距擴大的幅度也遠低於美英等國,而在這方面,10年以來,得益於社會福利項目,諸如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做得不錯。

斯蒂格利茨也在新書《改寫美國經濟規則》中指出,“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疲軟現象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後果,如果我們要實現收入平等,就必須犧牲增長。絕對不是這樣的。”他指出,目前美國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只促進財富增長,卻不增加就業。只有收緊對美國最上層1%的人群的政策照顧,削弱金權政治,重新給予中產階級財產安全和就業機會,才能真正為美國鎖定更強勁的增長。

他希望從兩方面對美國實行改革:其一,懲治尋租行為,這意味著整頓美國的金融業,並進行一系列促進投資的稅務改革;其二,改革美國的各類機構,令其更好地為中產階級服務,包括大規模促進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提供更好質量的公共教育和基礎醫療,一切向羅斯福時代的“新經濟政策”看齊。

斯蒂格利茨的建議具有強烈的歐洲“社會民主黨”氣息。他本人目前也是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的經濟顧問。他的建議是否有助於美國在大選後跳出全球化問題的三重悖論,令人拭目以待。